小三子的话真像是一句咒语，我的确是不该做那种事的。当天晚上夜总会的老板就把我叫过去了，正式通知我走人。我不能怪老板什么。才这么几天，我已经旷了两个工了。我不能怪老板什么。我只能说，生活是个恒数，不会多你的，也不会少你的。今天多出来了，明天就会讨回去。我要是老板我也会这样。可我毕竟和小三子睡了，这是我的一桩心愿。得到一个，失去一个，一比一。不能说谁亏了谁。
我没有从老板的办公室里直接走人，我拐进了酒吧。我想坐下来好好看一看我的小三子。作为一个刚刚经历过初次的男人，我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它是特例。它一旦成为心愿，你就永远失去“了却”的机会。“了却”不是终结，恰恰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调过头去它就成了“还要”。就像高处的水，只要有一点缺口，你就捂不住了。你不能怪水没骨头，是水它就得往低处流。你和谁睡过了你的心里就会放着谁，惦记着谁，牵挂着谁，至少我是这样，我挑了一张空桌子，坐下来，要了一扎冰啤。今晚夜总会的生意不太好，小姐们贴墙而立，她们的目光是那样的空洞，懒洋洋的，手里握着BP机，一副既期盼又拒绝的样子。小三子站在她们的中间，与我对视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我把目光让开了。这样的对视让我伤恸。我没有勇气走上去。我不知道她肯不肯，我不知道她会给我开什么样的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得起，我不知道该把她带到哪里去，——这种事反正是不能在大街上的。这些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像小三子的目光一样让我无力。我束手无策。无法兑现的冲动像海里的浪，企图爬上海岸，却又弓着身子自己退回来了。这是怎样地不甘？怎样地力不从心？我只能化力量为悲痛，望着她，用凝视这种最无奈的方式缅怀她。近在咫尺的缅怀让我焦虑不已。我多想成为她掌心里的BP机，在她潮湿的掌心里颤动，一阵一阵的。我渴望她潮湿的手掌，潮湿的乳房，还有潮湿的气味。小三子的BP机一定颤动过好几回了，她不停地低下头来，看呼机上的显示屏。大约在十点钟，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终于走到小三子的面前去了，小三子似乎和他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就伤心地微笑了，依在他的胸前跟他走了出去。这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我无能为力。但是小三子的脚步一定扯到了我胸口的某一个痛处，她往外走一步我的胸口就拽一次。小三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回过了头来。我看不见她的眼睛，我不知道她的眼睛究竟在张望什么。后来小三子的身影彻底没有了。她怎么能这样？你说说她怎么能这样？我快疯了，仰起脖子就把一扎冰啤全灌下了肚子。
我也该走了。这里不属于我了。没想到会有人把电话打到夜总会来找我。这是一部老式电话机，我拿起话筒的时候感觉有些怪，就好像我还是夜总会的人似的。我把耳机贴在右耳，没好气地说：“谁呀？”耳机里突然就是一阵怒吼：“——哪里来的？”我听出来了，是堂哥。他的电话总是一惊一乍的。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盛怒。我把话筒拉开一些，尽管如此，耳机里的声音还是喷了我一脸的唾沫星。“我下午到你家去了，两万块钱是哪里来的？”幸亏堂哥的嗓门这么大，否则，夜总会的音响跟打雷似的，我还真的听不见。我握着话筒，明白电话里的意思了。我的胸口涌上来一阵极难受的滋味，我扯起喉咙，高声喊道：“我坐过九年牢，可钱没坐过！——他们不要就还给我！”堂哥的声音又大了一倍，堂哥在电话里命令我：“你等着我，你当着你堂哥的面给我说清楚！”堂哥挂上了电话。我的两只耳朵充满了音箱里的低音鼓棰声。我搁下老式话筒，话筒像男人趴着的身体，而支架则成了一个狂放的女人，一侧是张开的双臂，一侧是岔开的双腿。
我该走了。这里不属于我了。
我惟一可去的地方只有马杆那儿。我怕见马杆。眼下这种样子我非常怕见马杆。但是我想见他，他是我惟一的去处。我有太多的话想对马杆说了。这些话堵在我的心窝子里头，我就想找一个贴心贴肺的兄弟说说。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到马杆那里去了。马杆的样子让我吃惊，几天不见，马杆瘦了很多，脸上布满了疲倦。我不知道他遇上了什么缠人的事。他的脸上是一副心事沉重的样子。看来他也是流年不顺。我走到他的面前，没想到我又灰头土脸地站在我的兄弟马杆的对面了。我的制服已经交给夜总会了，我现在穿的是我在采石场穿过的化纤衬衫。这件衬衫原来是白色的，现在我已经说不出它的颜色了。它早就被洗渍了。好在在马杆的面前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我身上的衬衫，失去了光亮与应有的整洁，灰溜溜的，布满了折皱，发出懊糟气。马杆一定从我的衣着上面看出了某种变化，他没有带我去喝，而是把我带进了后间的小仓库。我们依偎在硬纸箱上，低了头抽烟，把烟灰胡乱地弹在地上。
我说：“去上海了？”
“是啊，”马杆说：“去上海了。”
“近来还好吧？”
“怎么说呢，”马杆说，“还行。”
我一直盘算着怎么向马杆开口。我非常想在马杆的身边做个下手，混口饭。只要马杆肯收下我，就是当牛作马我都愿意。反正是自家兄弟，我只要有一碗饭就足够了。我有力气，为兄弟干活我绝对是不会偷懒的。我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后来马杆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了，匆匆忙忙地说：“还没给你倒水呢。”我一把拽住他，说：“客气什么。”马杆还是出去了，好半天之后不端过来一只纸杯，里面是开水。
我犹豫了半天，低声说：“兄弟我不争气，又出了点事。”
马杆好像是预料到的，低了头不语。他点点头，不停地往地上弹烟灰。
“好端端的，”我说。说这话的时候我居然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我想我的笑容一定难看极了，愚蠢极了。我把剩下的话又咽进了肚子。
马杆还是不语。但是，尽管他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在他的面前站站也是好的。即使他帮不了我，至少我能在兄弟的面前说说话。出来这么久了，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个人能静下心来听我说说话。可我又说不出什么。就这么站站也挺好。
我不知道我们站了多久，马杆店里的一个手下就是在这个时候撞进来的。小伙子愣头愣脑的，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马杆拉下脸来，厉声说：“怎么不敲门？”小伙子赔上笑，弓了腰就往后退。马杆说，“你给我站住！”我猜得出马杆在为我难过，他的心情走了样，难免会对自己的手下粗声恶气。我说：“算了，马杆，算了吧，也没什么事。”马杆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踩上去，歪着脸问道：“昨天的事你办好了没有？”小伙子脸上的笑容比我还要难看，还要愚蠢。他嗫嚅着嘴唇，说：“没，还没呢。”我注意到马杆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样了，透出一股凌厉的寒气，“你拿我当社会主义是不是？——公司的情况你知不知道？”马杆向门外伸出一根指头，“你到会计那儿把工资领了。现在就走。马上走。”
马杆的话是石头，每一句都砸在我的心窝子上。马杆他不容易。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幸亏我没有开口，马杆的话我可是全听到了，到了这个份上我再开口就太不识事理了。马杆显然是余怒未消，他的手在抖。他再一次点烟的时候打火机的火苗腰杆子都挺不直了。我陪马杆抽了几根烟，烟成了他眼里的愁云，飘在他的额前，却罩在我的心上。马杆叹了一口气，说：“生意不是人做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想看到我的兄弟马杆这样。我说，“你把摊子弄小一点吧，会好的。”马杆苦笑笑，说：“生意做来做去还不是做个面子。弄小了，被人笑话。”马杆说完这话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他拧着眉头，嘴里“咝”了一下，说：“你刚才说什么了，你怎么了？”我“嗨”了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摆平了。”为了让马杆相信，我故意把自己弄得杀气腾腾的，就好像我是南京这块码头上的龙头老大。我摊开胳膊，粗声粗气地说，“谁会惹我？摆平了。”我拍了拍马杆的肩膀，强调说：“摆平了。”马杆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浮出了一丝忧虑，似乎在替我担心。我怕我演得太过，又在马杆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准备走。我走到商店的门口，马杆却把我叫住了。他重新回到商店，出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只信封，马杆把信封塞到我胸前的口袋里去，我预感到了什么，说：“你做什么？”马杆说：“大街上，不要打，难看。”马杆说完这句话就回到店里去了。我走出去几十米，悄悄拉开了信封的口子，又是一扎现金。我的心口一热，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真他妈的狗屁都不如，我老是在兄弟的身上东啃一口西啃一口，我他妈是人吗？我是畜牲。我是耳屎。我是鼻涕。我是粪渣。我他妈的还想嫖，你那根鸡巴配不配？你撒尿都不配撒到墙洞里！我把手伸进裤兜，拍了拍裆部，对它说：“你忍忍吧，你省省吧。”
我不许自己再想小三子。我不许自己再想那种事。在小面馆里吃完三鲜面之后我就在大街上游荡了。明天一定要去看我的父母了，要想在堂哥那儿住下来，就必须去看望卖咸鱼的老头和老太。这是不可更改的。华灯初上，南京真的漂亮了。但南京再漂亮也是小三子的脸庞，她归她，我归我。两不擦的事。不过南京终究不是小三子，我到底可以在南京的大马路上走走。橱窗和广告牌真是迷人，那种光，那种亮，那种鲜艳的颜色，它们怎么就和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呢？好几次我就产生了砸烂它们的愿望，砸烂它们，我至少可以回到采石场去，一天好歹有三顿现成的饭。我就是一条狗你也必须养！我在路灯底下漫无边际地走，路与路之间没有墙，路与路之间没有干部放哨站岗。我从珠江路窜到湖南路，从湖南路拐到山西路，从山西路踏上云南路，从云南路再折到上海路。路是没有尽头的，路的尽头还是路。路是路的延展，路是路的辐射，路是路的因果，路还是路的意义。我在长征。兄弟不怕远征难，走完今天有明天。我不知道走了有多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怎么又走到“银色年代”夜总会的门前来了？我停在夜总会的门口，望着墙裙上的霓虹灯，灯管一组一组的，一闪一闪的，一跳一跳的，它们挥拳弄棒，盛气凌人，举止嚣张，我决定进去。我一屁股坐到吧台旁，用下巴命令女招待：
“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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