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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