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的岁月是暗淡而孤独的，如果身边没有凌凤，那段岁月必将更加凄苦难挨。身临其境之后，郜明进一步理解了凌凤，真切体会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凌凤寻找革命的迫切心情和痛苦心境。
后来，在回忆北平岁月的时候，郜明感慨地说过：“……对我来说，离开党是不可想象的。我觉着作为党员的我，就是中国共产党这部伟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和党失去了联系，就像螺丝钉从机器上掉了下来，其自身的价值也就完全失落了……”
郜明和凌凤一到北平就四处找党。遗憾的是，一直到1934年底，都未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郜明当年在北平上学时的进步同学、朋友，有的消沉了，有的埋头书斋，还有的投入了国民党怀抱，做了国民党的高官。他把目光重新折回清浦和省城时，清浦和省城也是一片茫茫浓雾。党在浓雾中完全消失了，他认识的最后一个没被捕的党员刘万兴也下落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郜明经当年的同学赵复之介绍，在北平的一所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凌凤也重操旧业，拿起教鞭，在小学教书——不过，凌凤这段时间的教书生涯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后来就生了孩子，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做了家庭主妇的凌凤依然向往革命，为生计而忙碌的平庸生活非但没有使她变得平庸，反倒使她变得更加成熟坚定了。凌凤除了照顾孩子，安排家庭生活之外，还经常跑书店，买些进步书刊来看。郜明当时读过的许多书刊就是她推荐的。
凌凤也没忘记找党，尽管那时她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凌凤坚持认为，党不但是他的，也是她的，党是他们生活的共同希望。为此，凌凤和大杂院的工友们时有往来，经常有意无意地向他们了解一些工厂的情况。每逢听到有什么劳资纠纷之类的事情，总会激动好几天。
这种盲目而热切的寻找，险些使他们夫妻走上歧途——他们没找到真正的党组织，却找到了一个叫汪明泉的托派分子，和北平的一个托派地下组织。
托派的情况，郜明过去多少知道一些。在省城组织部工作时，就看到过不少关于开除托派分子党籍的通告。这些通告大都是登在党的《红旗》周刊上的。当时的省委书记田昌仁亲口和他说过，托派等同于反革命，而且比公开的反动分子还反动一百倍！托洛茨基的反动分子有一个国际纵队，专门对抗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在国内，托派们隶属于陈独秀的左派反对派中央。他们这些反动分子不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中国共产党，还取消革命，所以叫托陈取消派。
郜明没想到人家取消革命的反动的托派，竟然也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和凌凤找到汪明泉的托派地下组织，就是凭借了他们发动领导的一场工人罢工的线索。那场罢工虽然没有成功，但汪明泉和他身边的几个自称是共产党的男女，给他和凌凤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
凌凤不知道托派与共产党的斗争关系，郜明最初也被能言善辩，同时又颇有务实精神的汪明泉欺骗了。凌凤通过一个工人朋友把汪明泉带到家里来，郜明兴奋不已。汪明泉和郜明大谈马列主义理论，大谈革命，郜明竟没发现托派的马列主义和他所知道的马列主义有什么大不同，更没发现其“反动一百倍”的地方。
他一开始实在是太大意了。
后来，汪明泉在分析当前国内形势时，明确提到了托洛茨基，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一封信。这才引起了郜明应有的警觉。郜明这才骤然记起了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田昌仁关于托派比国民党还“反动一百倍”的教导来，便及时打断汪明泉的话头，直截了当地问汪明泉：“哎，老汪，你们是共产党吗？”
汪明泉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反问：“老郜，那你说呢？”
郜明摇了摇头，脸上现出了讥讽：“我看你们不像共产党。”
“那么，像什么？”
“像托陈取消派啊！”
汪明泉收敛了笑容，严肃地道：“不错，我们是左派反对派，但是，决不是什么取消派！取消革命的不是我们，而正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共产党！”
郜明觉着好笑，反问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共产党是指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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