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会这么快出事。跟踪盯梢的那个密探被郑少白干掉了，他的身份证件和短枪都被缴获了，按说威廉大街125号在1925年10月16日的那个早晨不该暴露，至少郜明认为不该暴露。知道125号的除了到会的八个执委外，没有别人，而八个执委撤走了五个，余下的三个全在125号客厅里，怎么会暴露呢？
然而，事实上威廉大街125号在那个早晨是暴露了。赵督办的侦缉队有计划、有目的地扑来了，“咔咔”作响的脚步声踏破了那个早晨的静寂，给那个不平凡的日子抹上了一缕艳红的血光，也给郜明留下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
郜明记得，那时天还没大亮，客厅里的吊灯壁灯还开着，他和安忠良、贺恭诚的潜意识依然沉浸在那个刚刚逝去的漫漫长夜中。他坐在壁灯下的长沙发上——那是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坐过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们的体温。贺恭诚在对面抽烟，烟雾一阵阵往他面前扑。透过烟雾，能看到安忠良忧郁的面孔。安忠良坐在桌案前的椅子上，两手把玩着郑少白缴获的短枪，眼睛却盯着他。当时，清浦面临的局面很严峻，执委会撤退后，总商会将出面和赵督办及英日领事馆交涉，以忍痛复工复市为代价，换取被捕工人代表的获释，避免进一步流血。然而，对这一交涉能否成功，郜明并没有多少把握，尤其对总商会的交涉能力，郜明十分怀疑。
出于这一担心，郜明提醒安忠良道：“忠良兄，我走，你留，你责任就重大了！你得想想：总商会姓钱的那帮人靠得住么？他们出面交涉真有成功的可能么？如果交涉不成功，如果我们工友们在忍痛复工之后，被抓的工人代表仍然不能获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疯狂报复，你我又将如何向清浦工界交代呢？”
安忠良把手中的枪放到桌上，叹了口气：“这的确是个难题啊！”
郜明问贺恭诚要了支烟，点上了，一边抽着，一边说：“所以，我想，我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更加险恶，更加复杂的局面……”
安忠良一怔，很严肃地问：“怎么，你老弟还真不打算走了？”
郜明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时候离开清浦。”
安忠良颇为苦恼：“你看你，又来了！不行啊，老弟！你和我不一样，你在这场工潮中可是出尽了风头，被赵督办抓住要掉脑袋的！你自己也知道，就是总商会那帮人对你老弟也没有好感啊！”
郜明当然知道总商会那伙人对他的态度，但他依靠的并不是总商会的那伙人，而是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的工友们。这些工友们是值得信赖的，他正是为了他们，才必须留下来。坦率地说，对清浦安忠良和国民党党部提出的忍痛复工的妥协方案，他是持有异议的。郜明认为，这一方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为此，他曾专门请示过省委，省委却要求他们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人保持一致，他才在最终议决那个妥协方案时保持了沉默。
那时——在1925年10月17日的那个早晨，郜明就想：安忠良执意要他撤走，恐怕不仅仅是为他的个人安全着想，大概也有为妥协方案的实施排除障碍的意味。商界一直是安忠良负责发动的，安忠良和总商会那帮人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有一阵子，安忠良几乎天天都要到玛丽路总商会会长钱甫人家里去。钱甫人很滑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英国领事馆华仆罢工以后，钱甫人先是暗中接济，后来干脆硬压着华仆复工，安忠良都是知道的，而且，明里暗里都给予了支持。现在，形势急转直下，让温和的总商会代表工界和反动军阀、日英帝国主义交涉，工界的利益、劳工的利益不受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却也不好明说，郜明只道：“忠良兄，我得对参加罢工的劳工弟兄负责啊！我也不是信不过总商会，只是想，作为我们，应该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总商会交涉不成功，我们只有把罢工坚持下去！”
安忠良不同意，自顾自地说：“可我要对你和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嘛！我不能眼看着赵督办的屠刀砍下你老弟的脑袋！莽撞硬拼不策略嘛！”
一直默不做声的贺恭诚也道：“郜先生，安先生是为你好，现在这情势，清浦的确是不保险哩！”
郜明拍了拍贺恭诚的肩头，又对安忠良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着想，可这问题我早想过了，方才在会上我也说过的：工界我毕竟很熟悉嘛！清浦这么多工友，这么多工厂，哪里猫不下一个我啊？！”
安忠良苦涩地一笑：“老弟，今非昔比喽，轰轰烈烈好的日子过去了，眼下靠得住的地方，靠得住的人可不多哟！”叹了口气，安忠良又说，“你一定不要太乐观，这种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件事我原来并不想告诉你，现在想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你知道开会前被郑少白杀死的那个盯梢者是谁么？”
郜明摇了摇头：“不知道。谁呀？”
安忠良一声叹息：“他是我妻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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