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依然在自由地飞翔，像只洁白的鸽子，像只苍劲的雄鹰，在湛蓝的天空下无忧无虑而又不失尊严地振动着强健的羽翼。被囚禁着的躯体，却渐渐由树干般的挺立化作了弓样的弯驼。风霜如刀剑，岁月催人老，劳动让猿变成了人，奴役劳动又让人变回了猿。长期超强度的奴役劳动，使得季伯舜的腰杆渐渐地再也挺不起来了。频频地点头称“是”，频频地立正哈腰，更强化了这弯驼的深度。
长期的思想和躯体的分离，造成了事实上的双重人格。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双重人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存在，在他思想被改造好了的1965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被提前释放，留场就业，并被批准到豫西老家探望自己年逾八十岁的老母亲。那一年，季伯舜也已六十二岁了。
后来季伯舜才知道，他那次被提前释放并被批准回家探亲，是一位北京来的大首长发了话的。大首长说，我们连皇帝都改造过来了，十五年还改造不好一个托派分子么？如果十五年改造不好一个托派分子，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呢？！
这个北京来的大首长是郜明，郜明是南下清浦，视察工作时讲这番话的。
季伯舜确实被改造好了，见谁都点头哈腰，见谁都卑怯地微笑。过去那个朝气蓬勃从不认输的革命者，在生命的流逝过程中完全消失了。以至于在豫西那个家乡小镇上见面的时候，连他母亲和弟弟，见他今天的模样都不敢相认了。他和他们说话时，总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堆着满脸恭顺的笑，没来由地吐出一连串单调而苦涩的“是”。和自己的侄儿侄女们打招呼，他也要垂下花白的脑袋，把腰弓成九十度。对那个正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弟媳妇，季伯舜几乎不敢正眼去瞧，有时无意中打个照面，也会像做了贼一样，连连“嘿嘿”干笑着，躲避一旁。
侄儿侄女们都说季伯舜像个老特务，弟媳妇说他一举一动都像个劳改犯。弟弟——这个当年被母亲抱在怀里去上海国民党监狱探监时见过的弟弟，竟不承认他是他的亲哥哥，季伯舜不止一次听见弟弟对邻居们说，他是他们当年在上海时一个做小买卖的街坊。
只有母亲承认他是她的儿子。他给母亲买来了他勒紧裤腰带才能买得起的五盒代藕粉，三斤干咸鱼和两斤硬糖块。母亲接过这些东西就呜呜地哭了。
母亲只会哭。看着侄儿侄女对他翻白眼，母亲哭；看着弟弟、弟媳妇用白菜胡萝卜招待他，母亲哭；听到弟弟厚颜无耻地向左邻右舍介绍他的身份，母亲依然只能哭。第三天，母亲终于抹干了眼中流不完的泪，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来，撕开她自己枕的枕头套子，取出了积蓄了很久的八十三元钱，扯着季伯舜的手说：“舜儿，咱走吧，咱不在这家里住了，咱有钱，咱……咱去住店！”
这对一个一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个壮举。他这个六十二岁的做儿子的心被这一壮举震撼了。季伯舜搀扶着老母亲走出弟弟家门的时候，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镇上只有一家车马小店，季伯舜凭着那张释放证，在住宿簿上登了记，和母亲住进了一间潮湿阴暗的所谓“双人客房”里。季伯舜住进客房的第二天，镇公安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赶来了，当着他母亲的面训斥了他一番，警告他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民警一走，母亲抚摸着季伯舜的肩头，浑浊的老泪又聚满眼眶，声音哽咽地问：“……舜儿，这都是怎么回事？你这一辈子咋总是坐牢？1933年，你在上海坐牢时，我去看你，你说你是共产党，是干革命。1947年光复以后，你还蹲在国民党的牢里，你没说，我也知道你还在干革命。可解放以后，共产党当家了，你咋还蹲在牢里呢？咋又变成了反革命？”
季伯舜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的问题。母亲不知道托洛茨基，不懂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更不懂得这种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而他又无法在短短的几天里把自己的思想历程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来，以取得母亲的理解。于是，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娘，因为我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
母亲仰起苍老而困惑的脸孔：“信仰？信仰是啥？”
“是……是一种你相信的并愿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
“舜儿，那……那你信仰的是啥？”
“马克思主义！”
母亲更加不理解了：“哎，你这信仰好啊！如今谁不信马克思主义？！你家兄弟和兄弟媳妇都信仰着哩！可为啥你信仰马克思主义还要蹲共产党的监狱？”
问题又回了头，季伯舜苦苦一笑：“娘，你不懂，嘴上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多着哩，可有的人是真信，有的人是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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