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讲，樊福林算个人物。在弹丸一般的刘洼镇能算得上人物的还不多。有些镇委书记不如他，当阵子书记连名字都没被人们记住。书记走马灯似的换——有一年换了三个书记，岁月，水一样流，流逝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力总多少有些矛盾，责难人们势利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樊福林不是头面人物，当然不会有什么伟业，可他能被人们记住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有一段可以载入小镇编年史的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所信奉的马虎哲学。
樊福林的祖籍在江苏大丰县，向上查三代均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假如中国革命史上没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国内革命战争，他的历史大约会是很清白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清白而改写，那场为新中国奠基的战争偏偏爆发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四处抓丁，不幸把他抓走了，硬是不由分说地在他的历史上抹上了污点。
他当了“国军”。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岁暮的事。穿上军装未及操练，便开拔进了徐州。想溜？万难！四处都是眼，塞进闷罐车缝都没留。他哭了，想着家里的地和牛，想着俊俏的媳妇，眼泪滴了大串。营长看他还机灵，让他做了勤务兵。驻扎徐州那阵子，天天为营长端茶送水打手巾，外带还得倒夜壶，稍不如意，人家就打耳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打定主意，枪一响就溜，共军一来就举手，说得天好，卖命的事不能干，这百十斤可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的产品，哪能轻易交出去？况且，家中还有俊俏的媳妇。
想到媳妇他就不安。早就看出来了，村上那个独眼保长心术不正，先前挨过媳妇的巴掌。现在出门在外，他很怀疑媳妇那巴掌的力量了。
有一次，他突然来了点灵感：“他娘的，写封信给独眼保长，就说老子当了国军营长，哼，国军营长的太太哪个敢搞？哪个？！”
好主意。
某一天，营长喝醉酒后，他把营长的大沿帽，连同上衣一同偷了出来，以百米跑的速度蹿到斜对面的“万隆”照相铺，准备来一张标准像。
相机对准了他，照相师把那橡皮玩意攥在手上了，他才胆虚虚地套上了营长的上衣。帽子没敢贸然戴上——那时，他正生秃疮，满脑袋流脓，象四溢的脑浆。照相师找来了一张旧《中央日报》，先把他破烂的脑袋简易包装了一下，他才悬着一百二十个心，把帽子小心翼翼地扣到头上。
“啪！”完了。
帽子在隔着《中央日报》的脑袋上停留了大约五秒钟。
几天后，他将这张记载着一个历史时刻的杰作寄给了独眼保长，连同一封信。信是请街头测字先生写的，之乎者也，满纸国粹，国粹之精义是：国军营长的太太不可辱。
万没料到，这张照片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使他倒了大霉。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上死了许多人，偏偏那独眼保长没死，而且很经得起一顿棍棒。有一回，人们硬是把他吊在屋梁上达五分钟之久，他才恍然想起一桩没有交代的罪恶，他毫不犹豫地揭发了樊福林。
樊福林在镇建筑队当瓦工，家乡革委会的一封公函和独眼保长的一封揭发信，把他从脚手架上拉了下来——他当时正为这小镇建筑第一幢三层楼，就是现在的邮电局。到了镇清队办公室，一眼望见了桌上发黄的照片，无奈，认，不认挨揍！皮肉历来比名誉更重要，这一条马虎哲学上有。不曾想，这轻易的承认，反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惕性，在他们看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樊福林丢卒保车，焉能骗过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
“樊福林，说，当时的军衔是什么？”问这话的是猪头，当时建筑队的代表，分工协助清队办公室办案。
樊福林愣了，他娘的，我可是按原计划办的，共军一过来就交枪了，承认是营长已经蚀了血本了，哪能再认下什么衔！
“嘿嘿，老伙计，咱们一起摽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衔，你还不知道么？！”他想和猪头打两句哈哈。
不料，猪头上去就是一脚，揣了他个仰面朝天。也难怪，阶级敌人么，能没个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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