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一九六三年二月，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到北京；回到长沙后，根据所得素材写下短篇小说《浪花》。我发现这篇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流传出去便无法收回，只得一遍遍地写。每次重写实际上也是改写，由短篇渐成中篇，标题也先后改为《香山叶正红》和《归来》。作品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
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场的反映，《归来》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有意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始后，我仍在一遍遍地写，“对着干”的意味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归来》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于是，“文革”高潮中写成的一九七〇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传到了北京，被那里的热心读者取名《第二次握手》，并开始以这个新书名向全国“辐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第二次握手》传抄的反映，指名要了一本去看，并于十月十四日“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却并未直接掌握“专政工具”；所以，还得“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公安部门”立即闻风而动，竭力效命，从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明“公安部门”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经历了剧烈震荡。一月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有个“杀人”计划；在湖南，则加快了杀害《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而彻底剿灭这部作品的步伐。一九七六年七月，省公安局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这是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只是走走过场。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细读手稿后深受感动，决定暗中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将案子扣在手中无限期拖延，拖了两年多，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
《中国青年报》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湖北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因阅读、传抄《第二次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任中央秘书长；此前几天，他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在这些职位上大力拨乱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开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新局面。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因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尊敬他和热爱他。两社研究了《第二次握手》的几个“版本”，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部作品。为此，派顾志成和中青社女编辑邝夏渝前往湖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邝从北京飞抵长沙。
省法院的李海初友好地接待并切实帮助了她俩。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海初到长沙机场为顾志成和邝夏渝送行。他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忧心忡忡：“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口气坚定：“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和邝夏渝在湖南调查期间，胡耀邦已经开始关注此案。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做出批示后两社即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内参《青运情况》上发了《〈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十二日上午，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社的《青运情况》；她一再提到的“中央”，即指胡耀邦；“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会坚持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一月二十日读了这个报告后，在一月二十二日给胡徳华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事实上，我已经在一月十八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我很快到了北京，住进结核病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某些人仍不放过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字的诬告信，呈送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出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第二次握手》的出版，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停止同名电影的拍摄，令中国青年报社派人到中宣部“汇报”。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第二次握手》这场战役主要的发动者和指挥员之一。胡耀邦叫他去“谈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询问《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那八千字诬告信写一份充分摆亊实讲道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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