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沉浮

作者:周梅森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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