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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章当然知道，他此刻看到的成都城墙，要比张懋畿看到的成都城墙残破百倍。抗战八年，重庆虽是战时首都，但成都却是离得最近的一座省府，所以，李涵章每年都断不了要来成都走几趟。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成都城墙，早已经是残垣断壁了。日机空袭时，为了方便市民疏散、逃命，国民政府不仅全都拆除了城门楼，还在城廓四周新扒开了很多“口子”，正是寒冬时节，“蜀王城”头还没有“春草生”。但此时，“蜀王城”内外却已是“炊烟横”的早饭时分。解放军进驻成都后，军管会打了一系列稳定时局的“组合拳”后，成都的早上，已经有了几分太平世道的安然与宁静。
李涵章是在乱哄哄的大溃退时，抱着亡命台湾的希望来成都的，那时候，他对自己的去向非常明确。哪知道，一个月不到，一切就已经天翻地覆了。现在，他离开成都，同样还是亡命出走，但却不知道云南那边的缅甸，是不是自己去台湾的驿站。尽管这样，李涵章仍然巴不得明天就能到达云南，然后过了边境线去缅甸。所以，出了“口子”，他闷头急速走在去往龙泉驿的官道上。
口袋里有了那张盖着军管会大印的“护身符”，李涵章不必再像前些日子那样东躲西藏了。此时，他包着白头帕，一身短打，看起来的确像个商贩，正踏踏实实地走在官道上，去做那些再正当不过的营生。但他毕竟不是在川滇贩卖铁器和白药的商贩，而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到了没人的时候，他也会用读书人的眼光，看看周围的风景，在心里默默地吟唱几句竹枝词，借物感怀。
去往龙泉驿的官道，在战乱时被炸出来的弹坑已经被修好了，填那些坑坑洼洼的沙石还是新的、蓬松的，很多都还没有被路人的脚压实。路中间有两道很深的车辙，李涵章推测，那是解放军部队往来的战车留下的。
望着这些模糊的车辙，李涵章心里莫名地涌起一阵悲凉：一个多月之前，自己还有专车，有专用的司机和侍卫，但现在他只能靠两只脚走路了，而且还是去亡命。孤独地行走在路上，李涵章想起了他的家世。
他的祖父，不仅是前清进士出身，还是钦点的翰林院庶吉士，维新变法后就从北京回重庆办学堂和医馆。而李涵章的父亲，在李涵章还不怎么记事时，就被祖父送去日本留学，因此，李涵章就一直和爷爷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不是泡在学堂里，就是泡在医馆里。从小时候开始，他就以为自己长大以后不是当教书的先生，就是当治病的先生。谁知道人这一生，并不是都像小时候那样可以随便在宣纸上为自己以后的路，画出一条直线的，如果是那样，李涵章或许不会去上政法学堂，去上黄埔军校，更不会加入中统，自然，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四处逃亡的日子。
以前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去梳理这些宿命般的纠葛，但现在，在上午浓雾笼罩的官道上，一个人孤单地走着，李涵章终于有时间去像抽丝剥笋一样，来想这些问题了。然而，他越想越觉得沮丧和孤单。
从成都到龙泉驿之间，一路上大多是茂密的原生态树林，连年的战火，并没有让这些植被遭到大的破坏。道路穿过树林，又进了一片遮天蔽日的毛竹林子。空气中弥漫着竹叶的清香，李涵章深吸一口气，继续推磨一样转着那些陈年往事。
刚走到毛竹林子中间，一个矮个子年轻人推了辆鸡公车赶上来，经过李涵章身边时，侧过头说：“哥子，有火没得？”
也许行路的人，都想有个同路的，这样一路说说笑笑，才不累人。李涵章知道他也是路上寂寞，想找自己说话，便把火借给他，两人歇下了脚，靠在矮个子年轻人的鸡公车上抽烟。
鸡公车是一种独轮车，形状像鸡公，前面一个轮子，后面两个把手，推起来轮子“叽咕叽咕”地叫。李涵章抽了一锅子旱烟，把烟灰在鸡公车的车把子上磕出来，一边继续往旱烟锅子里装烟丝儿，一边看着鸡公车上左右两边各放的一个胀鼓鼓的麻布口袋问：“兄弟做的啥好生意？”
矮个子蹲在地上，抬眼看着自己的车说：“哥子自己是做生意的，就把天下汉子都看成是做生意的。这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哪能都是做生意的呀？”
李涵章一怔，问他：“那……兄弟你是干啥的？”
“我前些天才从监狱里出来，现在要回家去咯。”矮个子年轻人看了看李涵章说，“四月份我去四川大学给我们家少爷送钱粮，那些龟儿子国民党特务，把少爷他们宿舍包围了，宿舍里的人全部遭抓，我也没能跑脱。”
听了矮个子年轻人的话，李涵章一怔，但神色立刻又恢复了自然。他知道，从民国六十年年初开始，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抓共党分子上，而且又重新张起了蒋校长当初清党时“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大网，所以，这个矮个子年轻人被抓，在那时，是很正常不过的事儿。李涵章心里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仍满脸诧异地问：“那些龟儿子把你们抓去哪里了？”
“那时候根本不晓得被关在哪里的，现在出来了才晓得，老子被关的地方，是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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