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又一次有声有色的开始。
这是又一次气势磅礴的奠基。
中国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将由此告别三十年代的破败矿井和陈旧的开采布局，一步跨进四十年代。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自营煤矿的落后状况。贺绍基坚信，他是在为中国的能源工业提供一个范例，提供一个经验，提供一线希望之光。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公司的事业发达，不仅仅在于可使西严矿区起死回生，而在于可以提高整个中国民族工矿业的自信心！
现在，他站在码得整整齐齐的大型工字钢和重型钢轨上，炯炯双目透过眼镜的镜片，注视着在钢铁的撞击声中微微震颤的大井工地，注视着在飞扬的煤尘中忙碌、奔波的人们，心里有了一种沉重而喜悦的感觉。一种庄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带来的骄傲和幸福，象一股股强大的电流，一阵阵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激动得久久不能自己。
代表着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自营煤矿水平的三号井井楼固执地站立在他面前。这个井楼只有十几米高，单层罐笼，每罐装载两个车皮，总负载量为一点五吨，从哪方面讲，它都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决不能担负起四十年代大工业的沉重责任。他要使它一举变成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要使它从十几米的短小身材长成四十二米高的大汉。他要使它的负载量提高一倍以上。他要使它那伸入地层的身躯从负二百二十米，延深到负三百三十米，负四百五十米。他要使它能够站在它的兄弟们——那些英国人、德国人营建的煤矿中自豪地挺起胸膛。
为此，他在二号井新井工程被炸毁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三号井工程；为此，他在工程设计和开工单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贺绍基。
是的，是那个叫贺绍基的工程师促成了这一切，主使了这一切，不管章达义一伙骂也好，叫也好，他就这么干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是矿业工程师，若是不搞工程，还算什么工程师！
面前，机器厂、土木厂的里工工友们在用自己的双手描绘着他已经在图纸上描绘过的景象，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工程的建设。三号井周围的破旧附属建筑物全部炸毁、拆除了，几条运送材料用的小铁道已经紧张铺设完毕，几十吨水泥、石灰，成百车料石、砖瓦，几百吨钢铁，已从公司的各个角落涌入了大井工地。三号井老井楼上的一些碍事的钢梁已被拆了下来，井口周围拦上了安全栅，土木工程厂的工友们已不分昼夜地轮番开始了地下的延深工程。
钢铁撞击着大地，料石、砖瓦撞击着大地，人们纷杂的脚板撞击着大地；工程技术人员的哨子声，矿车与矿车的碰撞声，夹杂着浓重喘息的劳动号子声，把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工地渲染成了一个歌舞升平的世外桃园。
这里，没有战争。
这里，没有动乱。
这里只有一个贺绍基，只有贺绍基的意志，这个工程师的意志对几百名施工工人就意味着命令，意味着行动，意味着成功！
从重金抢购机票飞往沦陷区的那一天起，贺绍基便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工程师的身份，便萌发了要为复兴中国矿业大干一番的念头。
这念头是根深蒂固的，可以追溯到十六年以前。
十六年以前——民国二十年，他从北洋工学院毕业，通过一位有钱的同学的关系，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公司副董事长的纪湘南，到中国公司做事，开头做矿师，后来，到纪湘南身边做技术顾问兼秘书。半年之后，纪湘南的小儿子纪华森因参加左翼学生发起的学潮，打了校长，惹出了麻烦，被学校当局开除。纪湘南为使其子摆脱左翼学生的影响，将来继承产业，半劝诱，半强迫，要纪华森到日本“考察”矿业，派他一路同行，促成了他东渡留学。是年底，他和纪华森带着纪湘南写给日本三井炭业株式会社董事长小野一郎的亲笔信，东渡日本，二十一年正月初六踏上日本国土，住在小野一郎董事长的寓所。
二十一年春，他和纪华森几乎游遍了日本三岛，最后，纪华森被日本工矿业的飞速发展吸引住了，决定留学日本，并劝和他同行的贺绍基也留下来，一面学习，一面对日本工矿业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他同意了。纪华森当即向父亲发了电报，请求父亲负担起他们二人的留学费用。纪湘南原本有意让其幼子留学日本，再加上对贺绍基颇有好感，立即复电应允，旋即寄了一笔钱给小野一郎董事长。
当年，他和纪华森一起，进了日本工业大学，先是预科，三年以后进入本科。从那一年开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念头，便在他心里萌发了。假期在日本大正煤矿参观实习时，他便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将来也要为中国搞这样的现代大矿！”
在纪湘南的资助下，他和纪华森在日本苦读了六年，直到二十六年抗战爆发，他才和纪华森愤然回国。他们受不了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战争叫嚣，受不了那数不清的“号外”和欢呼大皇军节节胜利的喧闹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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