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副司令员的儿子，和寻常百姓就是不一样，中国社会还没进入小康水平，人家的住房就完全宾馆化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全吊了顶，全贴了高级墙布，都铺了地毯。三个不同用场的房间三种格调，灯光设计美观合理，其中一个房间还安了空调。卫生间和厨房也现代化了：卫生间有电热水器可以四季洗澡，软管和水龙头不是平常百姓家用的粗劣货色，而是宾馆里用的那种进口设备，就连洗手池墙上的镜子上也印有一块“USA”的标记。厨房看样子从未开过伙，但设施一应俱全，有管道煤气，全套不锈钢灶具和餐具，还有一台未开箱的日本松下微波炉。
邓代军从老校长司徒效达家出来，重踏进自己借住的503室，大有天上地下的感慨。老校长和方老师一辈子辛辛苦苦，到老落下了啥？啥也没落着！所有家具都是旧的，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知老校长到没到503室来过？邓代军估计老校长没来过，老校长和他们去世的方老师都是很清高的人，不会像他一样高攀这样人家的，503室的一切要在老校长看来，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在老校长那里.邓代军很不好受，总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其实他没做任何亏心事，也没有啥对不起老校长和方老师的地方，更不该对老校长今日的生活负责，可那因亏心而生发出的愧疚感就是排遣不开。潜意识中老认为自己欠了老校长一点什么，是什么却又根本说不清。
现在，置身于503室的现代化气氛中才骤然发现，他欠老校长的是开始堕落的人格。他的清白人生从3天前住进这套房子开始便完结了，他苦心钻营，给张副司令员——范旭虹的公公写回忆录，得以住进这套根本不属于他的房子里。含而不露的老校长把这看作做一种交易，心里大概会想，当年那个要当作家的中学生，如今咋也变成生意人了？
他是生意人么？好像不是。从15岁那年写出《墓草青青》，他就一直做着作家梦的，后来上大学学的也是中文系，范旭虹就是他在大学中文系里认识的，中文系学生会办了个油印刊物叫《人世间》。他和范旭虹都是《人世间》的编委。范旭虹比他高两届，年龄也比他大许多，但因为《墓草青青》的缘故，对他很尊重，有什么话都爱和他说，把他看做小弟弟。
那时候，范旭虹还没和张副司令员的儿子张寻恋爱，追她的是中文系的几个大小伙子，其中有一个是不修边幅的现代派诗人。现代派诗人长相不错，也有才华，爱范旭虹真是爱得发狂，甚至以自杀相要挟，范旭虹也没嫁给他，而是嫁给了张副司令员的儿子，学电子计算机的张寻。
对范旭虹这一选择，邓代军当时很不理解，曾在一次聚会后问过她：
“你为啥这么做？张寻是学电子的，长相才华各方面也都不如追你的那个浪漫诗人……”
范旭虹笑笑说：
“小弟弟，你不懂，浪漫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一个人首先要活得好，然后才能谈到这些奢侈的东西。张寻的父亲是副司令员，和他结婚我的一生就有了依靠。”
邓代军觉着不可思议：
“这是不是太……太俗气了点？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好些么？就没有其他追求了？”
范旭虹说：
“有人可以有追求，有人却不行。比如说你，你有才华，上中学就写出了《墓草青青》，你可以按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去当一个作家。可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况且我又是女人……”
这次谈话后没多久，范旭虹那届同学就毕业了。毕业后，邓代军再没见过范旭虹，只听说她穿上了军装，分到军区报社当记者，和张寻很快结婚了，日子过得很好。再后来又听说，张寻去了美国，读博士研究生，范旭虹则打着军区的招牌到深圳办了个公司，个人承包，很发了点财，继而又跳槽了，自己单干。
这期间，邓代军差不多把范旭虹忘了，在邓代军看来，范旭虹只不过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且，是个并不值得长久留在记忆中的过客。范旭虹的选择证明了她的鄙俗，他邓代军却不是鄙俗的人，根本不可能再和这种人打交道。他的人生榜样是老校长司徒效达和方老师。
1982年考上大学后，方老师和他说过，要他认认真真地干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决不做有损于尊严和良心的事。他记下了，也这么做了。
大学毕业时，许多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分到北京、上海，安排个好工作，他没这么干，结果，就被分到这里的教育局，又分到郊区当中学语文教师。在他们这届学生中，他分的工作单位是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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