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

作者:格非

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毛主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墙边矗立着一排胸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枪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腿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枪,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枪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枪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便失禁的。他刚说完,枪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便失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抽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影中看到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碧云。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一条腿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阳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腿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逼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夜没有合眼。他的太阳穴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色,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内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湿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习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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