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峰）
我现在的一切都可以说相当好。
老实说，像我这今年龄的人，能有我这样的好运气是不容易的。人要知足而乐。先不说社会上那大批和我同龄的人在城市待业、在农村劳动了，就是大学毕业，要进入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也是很困难的。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的正式编辑了。我在编辑部上班以后，几乎得到了所有老同志的喜欢。由于这单位老人手多，现在进来了一个青年人，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然分在诗歌组。
这个组连我一共三个人，我先前已和他们熟悉了。其中的一位正休创作假，我和另外一个老编辑值班。这位老编辑叫吴洁，经常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是我很崇拜的一位诗人。老吴让我看初稿。他叮咛说，如果我认为不错的，填个稿签送给他；如果不行，我就可以直接退掉。
我坐在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开始了工作。工作量尽管很大，但我兴致勃勃。这工作叫人感到神圣而庄严。我，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就像法官一样，每天对无数人的稿件进行判决。我会让一些人充满，欣喜；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望——当然，失望的是大部分人。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刊物每期只有十来个页码发表诗，所以挑选的数量是极有限的。
每天，我把大量的诗稿都分别装在信封里，抱到收发室退掉了，只选出少数十几首送给老吴复审。而老吴还嫌我送得太多，让我再精选。一般说来，我对初学写诗的作者比较看重。因为我自己就是刚开始发表诗作，知道一个人能在《北方》上发表一首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愿意让许多陌生的青年朋友能尝到初次发表作品所带来的喜悦的幸福。但实际上，这些诗很难发表。这倒不是说这些诗没水平，主要是作者没名气。刊物每期发表的大部分是一些名人和外刊物诗歌编辑们的作品。名人的稿件一般不会到我的桌面上，作者通常都是直接寄给老吴或休假的老林；有的甚至直接寄给主编本人；再由主编转给老吴，又由老吴送审主编。
有时候，老吴会把国内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让我看。这当然不是说让我看能不能发表，而是让我学习。这些名人的诗，哪怕完全是胡扯，一般总是来稿必登。
老吴有时也向我征求对这些诗的看法。我已经学会了油滑，不管这些名人的诗写得好不好，照例要大大赞扬一番。
但老吴有时反倒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完全是平庸之作！”平庸之作？是的，平庸。但你为什么又要发表呢？不管怎样，这一切和我没什么利害关系——这并不影响我发表诗。我来这里才七八个月，已经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了十几首诗。很怪，现在每次寄到外地刊物的诗，几乎没有退回来的，都发表了。也不怪。因为我本人也成了诗歌编辑。不久，有些外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寄他们的作品时，也开始在信封上写：“吴洁、薛峰收”。这说明我也成了个人物。
老吴对我很满意，经常在主编室说我的好话。他应该对我满意。我除过努力完成好他交给我的工作外，组里的一切杂务，包括扫地、抹桌子、打开水，都由我一个人包了。这编辑部是个搞艺术的单位，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讲究艺术。这里虽然听不见什么争吵声，但并不是一团和气。有些无声的争吵比有声的争吵更厉害。等级观念是明显的。任何人都要在任何场所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以和自己的地位适当的方式说话、动作。你不能表现的太无能。无能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下去，说不定连行政人员都对你不屑一頋，说不定发电影票都把你遗忘了。这里对人的污辱不是打骂和训斥，而是干脆把你忘掉。
当然你也不能把才气显露得淋漓尽致。再高明的意见首先必须用谦虚的方法讲出来，否则有人会把你的好意见撇在一旁不管，而主要关注你的方法和态度，给你一个坏的评价。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也少不了个把是非精，他们工作和创作都很平庸，整天打探各种人的各种事，到处传播，挑拨离间。看见谁工作好或者有能力，专门打击谁，一直想把这些人弄得和自己一样卑鄙和无能才甘罢休。总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最聪敏的做法是埋头工作，默默地承担最繁重的劳动，而把一切荣誉和出风头的事让给别的同志。我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一切做得看来还算好。
我身上的血液终究太年轻了。不久，尽管我压制着不让燃烧，但还是沸沸扬扬得压抑不住。我渴望运动，但这里没有一件体育器材。老同志们的锻炼形式主要是慢跑和打太极拳。我想唱歌，但这里最忌讳大喊大叫。我想天上地下地和谁聊天，但在这里肯定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这里一切应该表现为严肃、安静和学者风度。
我只有在下班以后，才能把自己还原成一个青年——上班时走路要慢、说话要慢，尽量要像一个成熟的人。
下班后吃过晚饭。我就骑着用积攒的稿费所买来的那辆“永久”型自行车，投入到了街上的人流里。
这永远沸腾和运动着的大街，总给人以说不尽的快乐。我有时候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骑着车子在人群中随波逐流。当然大部分是有目的地的：通常都是去看体育比赛，看电影，看文艺演出。我喜欢交响乐和歌舞晚会，不喜欢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但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却是戏剧家协，因为我的朋友岳志明分在那里工作。到社会上工作后，我和岳志明仍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除过单位上的同志，我在这个城市没有熟人，岳志明当然还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伙伴。
隔那么几天，我总爱到岳志明的宿舍去泡上一段时间。他那里有立体声录音机和许多磁带，可以听国内外时髦的流行歌曲。他也不知从哪里搞来许多乱七八糟的消遣书，可以躺在他床上尽管看。如果碰上什么内部电影，志明也总有办法搞到票的。他对戏曲也不感兴趣，正试着搞电视剧。这事他当然离不开我，我经常帮助他构思和修改。我们合作的—个电视剧本，竟然被外省的一个电视台选中了。后来电视台又通知说，剧本宣传部门没有通过，不拍了。害得我们两个瞎高兴了一场——为庆贺此事，我们已经在西华饭店大吃了一顿。
不瞒你说，我的名字在本省文艺界已经为人熟知了，省上其他单位开个什么会，也开始给我发请帖，同时，我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作者写给我的信和随信来的诗稿。给我的信写得极其恭敬，并且把我的诗吹上了天。
在编辑部上班时，也有不少作者亲自来送诗稿的。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从年龄上说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却开口闭口叫我“薛老师”。一开始听着极不舒服，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总之，我现在越发知道我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多么荣耀，是的，《北方》是省内外瞩目的刊物，而诗歌编辑只有三个人——我就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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