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鸿沟，存在于一项事业的正义性与人们推动这项事业的动机之间。
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铁桥，在布达佩斯、巴黎、鹿特丹等有河流经过的城市，常常能够见到，但在中国并不多见。它用漆成黑色的钢梁结结实实地铆成两段骨架，桥面的钢板上密密地排着铆钉，桥基下暗藏的铰盘可以很便利地将它向上开启，让外洋来的火轮船从桥下通过。因建在法租界，它本名叫法国桥，但是本地的聪明人却顺口称之为“万国桥”，许是因为桥的两端围绕着九国租界，桥下驶过的轮船悬挂着花花绿绿的各国国旗。
桥下那条隔两年便泛滥一回的河流名叫白河——几年后便被人更名为“海河”，因为这里距海口只有几十公里，而且“海河”这名字听起来也大气——残冬将尽，河上的冰面被阳光腐蚀得仿佛是正在解冻的豆腐，糟朽得很。
今天是西历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桥上川流不息的马车、洋车、汽油车，载的是前天刚刚焚香祭灶的大众，也有不懂祭灶为何物的洋人。
金善卿毫无顾忌地站在桥中间，两脚分跨两块可以开启升高的桥板，透过胯下一条寸把宽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冰面在消蚀，残阳下，粗糙的冰面反射出一派奇异的金色光芒。在南方时，革命党中一位年长的同志酒后对他说：“我生平最厌恶的就是桥，这种东西带给你的总是悲哀，很少快乐。要问为什么，我告诉你，桥的每一端，通常有三条路，径直一条，一左一右各一条，所以，站在桥上，你不得不面对六种选择，这是一种被压迫的，毫无主动性的选择。更何况，每选择一条路，后面还要有无数的选择在等着你。”
金善卿当时没有反驳，是出于对年龄的尊重，他认为这是一种年纪渐老的垂死者的悲观，尽管这位老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斗士。
他喜欢桥，并非是喜欢老先生所说的选择，他认为那不是选择，而是机遇。世上还有比桥这种地方更多机会，更多发展前途的么？站在这种地方，任何一种偶然的机缘，都可改变你生命的轨迹，这种事，想想就激动人心。尤其是这座桥……
往桥北望去，偏过去一点就是东车站，一块俄租界中的中国飞地，由九国军队加上大清帝国的新军轮流把守。今天当值的应该是英租界，到处是上海人所说的“红头阿三”——印度锡克教巡捕。今天，巡捕们平日里的警棍都换成了长枪，连他们浓密的胡须上也有警觉之色。沿河再向东，便是占地巨大的俄租界和荒芜的比租界；顺着河道的弯曲向西向北，依次是意租界、奥租界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开发的河北新区。
桥南是法租界，往东一点是本地最重要的金融街——英法租界相连的中街，街口垒起了法国大革命式的“街垒”，除了通常的黑猴子般的安南巡捕，又增添了不少正规的军队。由此沿河往东南去是英租界、美租界（美国人自行放弃了租界，以示无私，却私相授受，给了英国人）和德租界；向西北则是娼妓、流氓、日本浪人和朝鲜白面儿贩子聚集的日租界，再过去便是庚子年失去了城墙的天津城了。
今天是出大事的日子，改朝换代了。金善卿抬头望了一眼下游溯流而上的破冰船，上边挂着花狸狐稍的米字旗；又嗅了嗅空气中混合着的马粪、汽油和冰面消融激发出的潮朽气息，一时不拿不定主意该往哪边去。
“看报，看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了。隆裕太后……，袁世凯……孙文……”一群七八岁大小的报童，棉衣破得飞花，拖着擦不尽的稀鼻涕，叫卖声中却有股子异样的兴奋。
如果把满清皇帝退位看成革命的成功，未免太过天真了。自打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开始谈判，金善卿就觉得事情要坏，孙文过分慷慨的允诺，将大好的革命事业推向了荆棘丛生的歧途。
想必，孙大总统当时也“站在桥上”，只不过，他在所有的际遇中，选择了最坏的一种……
38年后的一个春日，市公安局审讯室，镇反干部在审查前德商恒昌洋行买办、旧国会议员金善卿。上级指示，此人虽然疑点甚多，但不排除曾经是革命的同情者这一可能性，必须要谨慎对待，不可过激，严格遵守“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
镇反干部：1912年2月份，本市的一批革命异己分子，发动了一系列背离革命宗旨，干扰辛亥革命的行动，你在当时都有什么活动？
金善卿：您这个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当时我也算是同盟会的人，我到天津来，是为了联络北方革命党，配合南方的革命运动。哪里会有什么革命异己分子，他们都是为了推翻满清政府，自觉组织起来的好同志，是真正的革命者，包括那些抽大烟，逛小班的少爷羔子，也有很好的革命动机，做了不少工作……
镇反干部：你不要狡辩，抽大烟，逛小班的少爷会是革命者？你这是在诬蔑革命先烈，革命者最纯洁，最勇敢，最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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