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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冯九思申请阅读档案的事并不顺利，领导让杨炳新中午再听回话。这让他很为难，因为时间不等人，冯九思那小子说过，今天凶手还会再杀一人，在这一点上，他相信冯九思说的很可能是真话。
然而，接下来领导却告诉他另外一个消息，说组织上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听到这话，杨炳新感动得险些流下眼泪。领导又说：“组织上已经决定，等这件工作完成之后，派你到沈阳的日本兵工厂里去组织一支技工队伍，专门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替你解决。”
杨炳新确实有困难，然而，他是在没请示领导的情况下与大福妈同居的，此时让他突然说出有家属需要领导照应，实在有些碍口，于是他只好谢过领导的好意，然后说：“没困难，听从组织安排，但档案什么时候给我？”领导笑道：“我不会把党员的档案塞在裤腰里随身带着，再者说，冯九思的那件事还没弄清楚，随便把组织档案给他看是不负责任。”杨炳新还是执拗地追问：“到底给不给他看？”领导被逼问不过，只好说：“会给他看的，但得让同志们抄一份新的，把能牵连到其他同志的内容都去掉。”
杨炳新不知道去掉与其他同志牵连的档案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些档案，但他相信领导，便告辞回家给弟弟办丧事去了。
弟弟没结过婚，更没有儿子替他送葬。大福妈让大福为他弟弟打幡、摔盆，这让他很感动。工人们弄了辆板车，拉上芦席卷着的尸体，大福在前边打幡，他和大福妈跟在车后。大福妈嘤嘤地哭，不时扯起大襟擦眼泪。他没有眼泪，只盼望着冯九思能早一点找出杀他弟弟的凶手，也好让他报仇。
把弟弟埋在西门外义地，回程的路上，大福妈往他口袋里塞了1毛钱说：“你忙去吧，我们先回了。”他连忙背转身快步疾走，估计大福妈望不见他了，这才抬起袖子擦了擦酸楚的眼睛。这个可怜的女人，每天起早贪黑给人缝穷，一天也挣不来两毛钱，大福还小，只能去拾煤核儿卖给烧锅，一天挣几个铜元帮助家用。没跟着他之前，她们娘俩的日子原本就艰难，不曾想，跟了他这个大老爷儿们之后，非但没得到好处，反而受了拖累，还得从牙缝里替他省吃食。老天爷呀，让共产主义快些实现吧！他盼得心中发热，同时也恨自己没本事，不能一边为党奔走工作，一边养家活口。
领导那边终于来消息了，他连忙去找冯九思，带着他来到达文波道一家书店的地下室里。过了不久，一个交通员送来一捆旧报纸，里边夹着新抄的档案。冯九思就着灯光看档案，他在门边放哨，同时用那捆旧报纸在炉子里生起一小堆火。若是万一出事，把档案丢进火里，转眼便成灰烬。
过了好一阵子，冯九思才放下档案问：“这些人你都认得？”他说认得。冯九思又问：“一起共过事？”他说有过几次。冯九思又问：“有没有他们共同参加的行动？”他想了想说：“有过两三次。”冯九思紧接着问：“是两次，还是三次？”
他不知道领导是不是允许他把这些情况讲给冯九思听，沉吟了半天方道：“最近的一次在半个月前，前边一次是去年冬天，再前边一次是发大水之前。”
冯九思听罢问：“发大水之前那次是不是‘吉田事件’？”他说：“是的，就是那次。”冯九思又问：“除去这些人，那次还有谁参加了？其他两次还有谁参加了？”
到这个时候，杨炳新便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讲了，只好强硬道：“领导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什么，不要再多问了。”这一次冯九思倒是没生气，而是好像满脸结了霜似的，眉头拧在一处，啃着指甲拼命地想，突然又问：“这样吧，你不用说名字，只说跟你一起行动的都有几个人，什么样的人就行。”
这次杨炳新没再迟疑，因为他突然想到，如果事事都去请示领导，今天可能就会有同志还要牺牲，于是他很痛快地说：“最近的两次行动，是我带领这四位已经牺牲的同志中的三位干的；炸吉田次郎的那次，除了我和这四位同志之外，还有我义弟‘狸猫’，你知道的，他被你害死了，另外还有三位同志，一位早已经脱党了，一位两年前就牺牲了，还有一位也在三条石铁工厂里工作……”
这时，他看到冯九思用手抚住脑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照这样看来，杀手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参与过‘吉田事件’的这些同志，至少也应该与此事有关，是这样吗？”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哪！”杨炳新一拍大腿，不由得赞叹冯九思的聪明。
不想，冯九思接下来却说：“那么，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如果不是三条石的那位同志，就应该是你啦！”
对于冯九思的这个推断，杨炳新觉得有些道理，只是，因为有些事不方便对冯九思讲，所以，他认为这个推断也仅仅是“有些”道理而已。是啊，没得到领导的批准，有些事他也只能烂在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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