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老谣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借用经济独立以保持人格独立，所以，我从来也不打听老谣用以支撑这种“胡闹”生活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但好像他从来也没有缺过钱用。
今天，老谣家宽大的客厅里聚集着十几个人，从他们的肤色、神态和服饰上看，白皮肤的多半是些跨国公司驻本地的代表，黄皮肤的是些中国的高级公务员、企业家和西装一丝不苟的日本商人，而黑皮肤的只有3位，应该是非洲或南美洲某国的使馆官员，外边挂使馆牌照的汽车一定是他们的——欧美国家的使馆官员虽然有时也很胡闹，但却不敢像他们这样招摇。
多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这里也时常聚集着类似的一伙人，而且人员在不断地增减、变换，你来我走，所以，家里的晚饭常常要开两桌。他们跟着老谣一起混好像并没有任何正经事，所津津乐道的只有一样——玩。
那个时候他们到这里来，腋下总是夹着新淘换来的古董，临潼斗宝似地彼此夸耀。今天我发现，他们的游戏又换了新内容，每个人都捧着几只白瓷的蟋蟀罐，正排队等候一位中国老人给蟋蟀称份量。已经称过的蟋蟀按照重量大小被分别排放在一张花梨画桌上，罐上粘着标签，标着几厘几毫和主人的名字。
我与那位正在忙碌的中国老人远远地打了个招呼，便和雷恩找个地方坐下。那位老先生是我在大学时的外文系教授，应该算是雷恩在牛津的老学兄。
“你一定没玩过这个游戏吧？”老谣亲自给我们送过茶来，其他人则像是在自己家中一样随意，自己照应自己。
雷恩道：“斗蟋蟀我只听说过，但没见过。学中国史的时候，好像里边说中国的一位皇帝曾经因为斗蟋蟀把国家给毁掉了。”
“没有那么严重。要毁掉一个国家，没有几百个重大原因一同产生是绝对不可能的。”老谣宽容地拍了拍雷恩的肩膀，然后在他身边坐下来，言简意赅又妙趣横生地替他讲解斗蟋蟀的规则和以往在这里发生过的小趣闻。雷恩听得津津有味，我却深深地横了老谣两眼，但他只是装作没有看到，口中依旧滔滔不绝。
从脑筋急转弯那件事上我就该想到，用中国人的话说，雷恩是个玩孩子，凡是有趣好玩的事情，只要沾上身，便会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对于他来讲，老谣这里的种种玩意儿，原本就随处都是他的陷阱，更何况他很可能会心甘情愿地自己往下跳。
赌赛尚未开始的时候，老谣便已经将雷恩引逗得伸长脖子一个劲地朝摆放蟋蟀的桌上张望，若不是因为英国人古板，他此时必定会跳到桌前，把每一个罐子都打开来看一看。
雷恩突然问老谣：“这里边有你的蟋蟀么？”
“有哇，不过我是主人，不方便下场，所以就让新来的那两位黑人兄弟替我抱盆。你应该知道，凡是新来的人自己都没有蟋蟀，所以我必须得给他们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不亲自下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内中的乐趣的。”老谣很有耐心地引诱他。
“如果我今天也参加，你能借给我几只蟋蟀吗？”雷恩显得很急切，因为那边已经摆上斗盆和过笼，准备开赛了。
老谣摇摇头：“你对这种游戏了解得还不够，贸然参加进去看不出门道，也就失去了趣味。今天你先看看，如果真正有了兴趣，过几天还有赛事，到时候我一定支持你。”
斗蟀是在一张镶嵌大理石面的春台上进行的，由老教授掌芡草，口中不时用英文解说，判定胜负。众人各自在手中捏着一把50元面额的钞票，围住桌面下注、观看，不一会儿便激动起来，口中嗷嗷地叫个不停，手上的钞票也在进进出出。
我很快就看明白了，每一对蟋蟀上场，基本赌注只有抱盆人下的50元人民币，而不论有多少人想加注，总赌注的最高额也不能超过500元。看来老谣还是没有改变他的老规矩，这也是他的品质还不至于变得太可怕的原因。记得我还是这家主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老谣教一群外国朋友掷骰子“赶老羊”，规定只许用1元的人民币下注，即使是这样，玩到后来赢家那里1元的硬币和小票子也能高高地堆成小山。
老谣曾经对我说：“咱们的文化太深厚，咱们的游戏也太巧妙，不论是欧洲还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朋友们，他们从来也没接触过这等趣味，对这些东西毫无抵抗力，所以，必须得把他们控制在理智与狂喜相交接的地方，一旦把握不住，这些人必定是要把自己毁掉的。”
见我撇着嘴表示不屑，他又道：“其实，我们国家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心力与世界列强好勇斗狠，只要派上几千名像在下这样的人才到他们那边，不消十年八年，管保让他们举国上下推牌九、打麻将、下围棋、斗鸡斗狗斗蟋蟀，玩得不亦乐乎，忙着到咱们这儿来讨教诸般手段还来不及，哪还敢再找咱们的麻烦！”但是我知道，这是他最擅长的胡说八道，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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