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我把家搬到了盘龙谷。
当天傍晚，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把房门钥匙亲手交到了姐姐的手中，她没问我去了哪里，却哭着要来与我拥抱。
我躲开了。
第二年十月，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书。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说，我随便叫她什么都行。我试着叫她玉芬，她居然也乐于答应。
我曾问过她，丁采臣到底是不是黑社会？她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死了。忘了他吧。我又问她，黑社会的人居然也会被逼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说，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中还有比黑社会更强大、更恐怖的力量。丁采臣根本就不是对手。至于她说的这个“更恐怖的力量”到底指的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死皮赖脸地缠着她，让她说说她的故事，她是哪里人？怎么会住到盘龙谷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听她的口音，似乎是个南方人啊。她支支吾吾，目光躲躲闪闪，最后，她长叹了一声，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丁采臣的一个人质而已。”
“这么说，你被绑架了？”我暗暗吃了一惊。
“你不也一样？”她冷冷地讥讽道。
我实在搞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听她那么说，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名遭到绑架的人质似的，可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我活得好好的，想干吗就干吗，完全是自由的啊！
现在，在跟她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大概更愿意将它称之为做爱吧），我已经用不着在她的脸上蒙上枕巾了。关于她的一切，我所知甚少。所有与她身世相关的信息，都遭到了严格的禁锢，就像她的天生丽质被那张毁损的脸禁锢住了一样。
我偷偷地四处翻找她的照片，目的很明确，我很想看看，她毁容以前长什么样子。当然，我一无所获。
她安慰我说：“你别急啊，等女儿长成大姑娘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女儿什么样子，我原先就是什么样子。”
我也时常跟她谈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有两次，我提到母亲多年前的那个预言时，她都不接话，情绪低落，默不作声。我以为她对这个话题很反感，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当我的女儿快要满月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能不能带她去看看母亲的墓地。她想去母亲的坟头拜一拜，给她老人家磕个头。
说实在的，我心里有点犯难。我倒不是不愿意带她去。你知道，我母亲去世的那会儿，丧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姐姐崔梨花张罗的。母亲的骨灰葬在什么地方，我还真的不知道。可这话无论如何有点说不出口。事到如今，除了向我姐姐偷偷地打听墓地的位置，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合眼。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地下了楼，躲进厨房边的储藏间里，拨通了我姐姐的电话。
姐姐听到我的声音，稍稍一愣神，随后就哇哇大哭起来。也不说话，光在那儿哭。等到她哭够了，就囔着鼻子让我马上回家。我问她母亲的墓地在哪儿，她理都不理。还是那句话，让我什么都别说，马上回家。她要给我包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仿佛她这辈子，就欠我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眼泪也有点憋不住了。最后，姐姐逼我发了个毒誓，答应一周内就回石景山去看他们，这才告诉我，母亲的墓地在玉泉山脚下的“金山陵园”，跟父亲葬在一块儿，离卧佛寺不远。坐375路公交车，在红旗村下。她让我进了陵园大门后，沿左侧的山路一直爬到山顶，然后再往下走，倒数第七排的第六个墓碑就是。墓前有一棵杏子树，是她当年亲手栽的。
两天后是一个晴朗而无风的日子。我们带着孩子前往母亲的墓地，她仍用头巾将脸围得严严实实。她告诉我，自打她来到北京之后，还是第一次离开盘龙谷。我们在西苑附近一家花店门口停了车，她去店里给母亲买了一大把洁白的马蹄莲。她把鲜花放在后座上，正打算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她推了推我的胳膊，对我轻声道：“是不是，也应该给爸爸买点什么呀？”我喜欢她在说“爸爸”这个词时特有的自然和亲昵。她再次下了车，跑进路边的一家小超市，给父亲买了两瓶牛栏山二锅头。
小家伙对墓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她在母亲怀中的襁褓里一刻不停地蹬踢着小腿，嘴里“噢噢”地叫着。深秋的墓园里，有一种夸张的岑寂，树梢上方的天空蓝得有点让人发晕。因为墓地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我们拜祭完毕，倒也用不着将马蹄莲的花茎一一折断。看着父母墓碑前的那棵深黑色的小杏树，我心里不免有点后悔，也许应该大大方方地答应姐姐，让她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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