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作者:格非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唉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憷。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这丫头,卖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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