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芳和她的前夫并排坐在汽车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卓芳忆起国内生活特别是出国前的几个日夜，给她的感觉是恍若隔世。而回到了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特别是坐在过去的一家三口同坐过的这辆丰田越野车上，又感觉自己像根本没离开过一样。可能是离去的时光短，满打满算还不到半年，无法淡化她的记忆。她看着车外一株株迟疑着朝她致意又急匆匆退去的叶紫李，心里就涌起一股乡情。这些多姿多彩的树木当然认出了她，她曾在不同的季节里为它们画像，即使在冬季，当它们只剩下一树干枝的时候，她仍然给它们衬上暮云白雪，镶进淡雅的意大利格调的画框……大概，它们也猜出了她此刻的难堪，因为它们也在窥视与她同车的前夫，那个多少次往返于机场高速执勤查勤而被它们所熟识的男人。他一直在卓芳的域光里。
卓芳猜测，这个男人既高傲又脆弱的心里正在倒海翻江。他拉着卓芳往家走，无异于拉着一截不堪回首的耻辱，像中国人民拉着“九一八”，美国人民拉着珍珠港。但为了儿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子至今不知父母的婚姻关系半年前就解除了。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贺东航依然是他爸爸，卓芳永远是他妈。
卓芳要通了姐姐卓芬的电话。她现在更加依靠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当以行医为生的父母相继早逝之后，姐姐为了继续卓芳的学业，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十分喜欢的印刷工人。现在审读姐姐的婚姻，她并没有选错他。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辞职单干，直至把他的印刷公司发展到悉尼去了。当卓芳对贺东航的迷恋几近痴醉的时候，姐姐对她的选择却没有表现出一个普通市民应表现出的艳羡。卓芳作为姑娘的最后一个夜晚，姐姐拾掇着已经检查多遍的婚纱，忧悒地看着她，说她是条淡水小鱼，一下子跳到海里，只怕是吃不消呢……
她给姐姐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说了家乡的天气。远在悉尼的姐姐问：“他去接你了吗？”
“嗯。”
“他呢？”
“嗯。”
两个“他”不知姐姐是如何排序的。卓芳的理解，第一个“他”是贺东航，第二个“他”是高见青。反过来也一样吧。
贺兵回身抓过手机：“姨妈，这里的天真是一点都不蓝，灰蒙蒙的，绿化也不如咱那边好，环保真的不行……我当然是中国人啦！姨妈，莱卡在吗？我跟它说话……莱卡！我是兵兵叔叔，用过午餐了吗？你可不能吃得太多，要听姨奶奶的话，我很快就回去……”
贺东航知道莱卡是只白色的额头上有黑斑的澳洲牧羊犬，贺兵在电话里没少描绘它。十三四的小破孩儿，到趟南洋就“文明”了，莱卡享受人辈分，狗吃食叫用餐。
得知卓芳母子回来，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卓芳回来住哪？贺东航说人家肯定在外面找房子。母亲说那不一定，按说是不该住家里，可是你们也没给兵兵说清楚，兵兵让你们宠惯了，他一闹，不让他妈走，你们还不都住家里？
父亲摆摆手：“那样不好。已经离婚了嘛，再搞到一起就叫乱来，旁人怎么看？你们还是要跟兵兵讲清楚，十三四岁的男人了，该懂点道理，我参加红军那年比他现在还小一点呢。”
那天同父亲关于“离婚”的争执就算过去了。一进家，贺东航就把刚从超市买的几斤腊肉送到父亲眼前展示，指着商标说腊肉是四川的，用他的方式表示了歉意。父亲瞟瞟那肉，只说这些肉都是冒牌货，正宗的四川腊肉是在灶屋里吊着，下面点燃稻糠用烟熏出来的，当然我也是在财主家看到的。他指指贺东航缠着绷带的头：“你这块腊肉倒是四川的。你妈妈说伤不重，要注意不要留下后遗症。”用他的方式接受了道歉。
卓芳从后视镜里注视着高见青的黑色尼桑，尼桑紧随着丰田，在其左侧后的位置保持着距离。她知道，贺东航也在注意那辆车，他怕这车一直跟到他家去。
在机场，高见青再次要卓芳住他家，要不就住宾馆，他开房间。这本是他在电话里几次讲过的意见，但卓芳无法同意，她顾忌兵兵。儿子已经初晓男女之事。在他不知情的时候，这样做对他无疑是伤害。爸爸和爷爷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绝对不容玷污的，而他也本能地认为，他已继承了这两个男人的全部荣誉。
学英语，他首先熟记“陆军少将”和“武警大校”的英语叫法。前者不费事，卓芳帮他查到了，Major General，但“武警大校”遇到了麻烦。先是“武警”二字查不到。卓芳翻着英汉词典：是不是“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贺兵说肯定不是，那成了游击队了。卓芳再查：要么是“宪兵”，Military Police？贺兵很不高兴：妈妈你开什么玩笑，怎么能这样叫武警？电视连续剧告诉他，国民党才有宪兵，基本就是特务。卓芳无可奈何地把“武装”Armed与“警察”Police连在一起：Armed Police，母子勉强达成共识。
“大校”就犯难了，英文里根本没这个词儿。贺兵开始不信，翻来翻去只查到“上校”Colonel和“准将”Brigadier General，中间就是没有“大校”。贺兵终于失去了对英语的信任，这样显然不合中国国情的文字，居然全世界都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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