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请程少伯吃饭的事儿，当事人程少伯很快就淡忘了。在程少伯看来，毛泽东主席想起当年的故人，邀他到警戒森严的住所，聊几句天儿，既扩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还彰显了他“苟富贵，勿相忘”的交友之道与做人情操。这说明他既很有人情味儿，又很注意保持平易近人的作风，还很在乎百姓对他的看法。程少伯很理解毛泽东，也赞成他的这种做法，但只以为然，并不以为应该大惊小怪。自己能被邀请，荣幸固然荣幸，但也没什么值得逢人就讲的荣耀。
这种心理，当然源自他一向淡泊功名、不慕富贵的人生观。对毛泽东的成功，他除了称赞他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理当成此正果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羡慕。他认为人各有志，他程少伯志在精研医理，重修医论，那最好就是每日面壁苦读，让他当国家主席他也没有兴趣（他当然也知自己当不了）。所以，他没按程少仲建议，趁毛主席请吃饭，要求安排工作——他现在的苦读苦撰不是工作吗？当什么中医中药局局长？那该多牵扯精力！当然，国家《药典》编委是可以当的，因为这正好把《本草新注》里的研究成果补充进《药典》中去——他着眼的是全民族医药理论的提高与完善，为此他可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但并没想通过自身的奉献捞取什么私利——他要私利干什么？现在他一不缺钱，二不缺米，三不缺房，四不缺妻子儿女。他什么都有，只恨自己学业未精，没成大器！所以，他要全力以赴苦读精研先人经典，苦参苦悟，务求真知，得其精髓，除此无他。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请吃饭的事，很快便被他淡忘。而且，毛主席的题词他也没有悬挂。因为他内心深处还是不大赞成中西医结合的提法。只是当着毛泽东的面不好坚持而已——何必一定要与国家领导人争论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问题呢？毛泽东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不能苛求他，应该允许他发表一个外行人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嘛。他的直觉告诉他，毛泽东是位讲民主的开明主席，而不是一只靠嘴大压人的鸭子。这也是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亲和力与信赖感的根本原因。
程杏元却不懂父亲的心思。这位年近不惑之年的杏林人家之后，幼承父训，熟读医典，后又就读协和医科学校西医专业，毕业七年，先是襄理，后又接替二爷与外公的事业，掌管当时北平第二大药铺鹤年堂中西两大类药物的修合与营销，成为年轻得志的新一代民族药业的佼佼者，可谓春风得意。但平日与达官显贵接触，见那些权倾朝野之要员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不免暗中羡慕，对官场荣耀常心向往之。这种思想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他无所改变。前次，对父亲被聘为国家《药典》的编委，荣耀不已之余，又见父亲被毛主席请到中南海吃饭，还带回毛主席的亲笔墨宝，更是大喜过望，恨不得立即装裱完毕，满城里悬挂张扬一番。谁知，二叔拿回来后，竟被父亲不声不响放进柜里。他问父亲为什么不挂起来？父亲只说了个“嗯”字，等于什么都没说。程杏元想说家里不挂，就挂到堂里去，可又怕遭到父亲否决，往下更不好办，就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趁父亲出去遛弯儿，自己把题字悄悄拿走。母亲韩玉茑问他拿什么，他也学父亲嗯嗯两声，算是回答。
晚饭时，程少伯问程杏元：“你把题字拿到堂里去了？”
“我想，家里不挂，就挂到堂里去，比放在柜子里好。”程杏元解释道。
“也好。”程少伯平静地说，“不过，你一定要挂的话，先拿回来我处理一下再挂。”
“处理一下？”程杏元有些纳闷。
“嗯。挂出去就是发表，而发表就要严格推敲，不能给人造成误导。”程少伯说。
程杏元听清了父亲的话，却没明白父亲究竟想处理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但他第二天下班还是遵嘱把题字带回来了。
“放下吧，今晚我处理好，明天你再带走。”程少伯说。
“您打算怎么处理？”程杏元趁机问。
“处理完你就知道了。”程少伯没有透露他的谜底。
第二天上班前，程杏元跑去取题字，一进父亲的书房就愣住了——墙上挂的毛主席题字“中西医结合好”变成了“中西药结合好”！原来的“医”字被挖掉，换补了个“药”字，两个字的墨色、笔锋、字体等浑然无二，是程少伯昨晚拿到东琉璃厂请荣宝斋的专家精心改造的。
“中西医只能配合，不能结合，而中西药倒是可以结合并用，相辅相成，所以我就请人改成了这个样子。”程少伯说。
“可这是毛主席的题字呀，我的爸爸。”程杏元觉得父亲有些唐突，“您这不是篡改毛主席的原意吗？”
“不是篡改，而是纠正。”程少伯说，“我原来不想挂，就是因为这幅题字内容欠妥——中西医可以并举，可以共存，可以配合，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但由于理论体系大相径庭，哲学观念不能相容，结合是结合不了的。如果用主观命令的手段去强制两者结合，势必因找不到结合点而最终还是结而不合。这个问题我和你二叔争论过许多次了，你也和他是一派，因为你们都兼学了中西，受西医化验检测数据诊断观念影响太深，认为中医临床诊断不重数据不科学，用药不清楚有效物质成分及其稳定含量也不科学，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医的经验理论与经络学说，更把气的运行当成子虚乌有，加以否定，在这种认识状态下谈中西医结合，无异于让西医吞并中医，取代中医。别人对此如何麻木我不管，可我本人是要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的——包括对毛主席！”程少伯越说声音越大，最后竟有些像似吵架一般。
“行了，行了。我听明白了。”程杏元深知父亲的学术主张，更多次领教他纤毫必争的治学态度，怕惹他滔滔不绝，便赶紧退却：“其实，这么一改，对于咱家药店的生意，肯定会锦上添花。因为只有咱鹤年堂是中药西药一齐供应！——妈，您替我给我爸沏壶香茶，我走了！”这样嚷着，朝母亲韩玉茑做了个鬼脸儿，摘下墙上的题字，卷起来，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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