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一月底，河化的改制方案还是没有批下来。
陈天彪找了几次市长，市长夏鸿远不是推说太忙不接待，就是说体改委还没把意见拿上来。去找体改委，主任又去外地考察取经去了。陈天彪哪里知道，夏市长早就对河化的分流方案下了死命令，不管怎么改，一个工人也不能下岗。
这期间，河化兼并来的五家厂子相继停产，工人暂时放了假。另外两家也不能生产了。李木楠说，越生产亏损越大，产品滞销，货款回笼不力，生产投入又大，只能停产。
工人一放假，河阳城里的说法就更多了。人们对企业已形成这么一种看法：厂子一不行，先是给工人放假，然后动员工人自谋出路，最后就是拖，拖个一年两年，工人看着没指望了，对下岗这个现实也就默认了。河阳城倒掉的这几家企业，几乎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河化企业形象一落千丈，《河阳日报》报道企业界新闻时，记者已将河化排在了第五第六，甚至更后的次序上。这个小小的变化让读惯了新闻的人马上嗅到一种信息，河化龙头老大的地位遭到了颠覆。陈天彪不再是昔日那个风光无限、神秘叵测的陈天彪了。
月末的一天，检察院突然带走了副董事长林子强。一同带走的还有汪小丽和另外两名上市小组的成员，这个意外立马在河化内部引起震动。当警车尖啸着驶出厂门时，厂区里很快围满了工人。人们起初以为抓走的是陈天彪，神秘地打探消息，直到确信董事长陈天彪还在安全办公时，才一个个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一直捂着的盖子还是让人揭开了！检察院在接到举报后先是进行了一番暗察，直到获取有力的证据，才进厂带人。
陈天彪一下被动起来。林子强是市长派来的董事，上市又是市里做出的决策，里面虽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带人，让他怎么跟市上交代？
这可不是小事啊！果然，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口气严厉地质问陈天彪，到底咋回事？陈天彪吞吞吐吐，答不上个所以然，只说这事他也不清楚，检察院没打任何招呼就带走了人。电话“啪”一下挂了。
陈天彪感觉事情惹大了，忙给副检察长打电话，手机嗡嗡半天，自动断线。再打，关了。
陈天彪这才反应过来，副检察长开始躲他。
主动躲，就证明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了。
下班后，陈天彪犹豫再三，还是找到副检察长家。平日里，他和副检察长关系不错，关键时刻，打听点消息总不至于太难吧？到了门口，敲半天门，没人理。往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陈天彪叹息着，内心十分纠结。后来他还是不敢太固执，默默地转身。正要下楼，门却蹊跷地开了，探出半个身子，是副检察长夫人，半明半暗一张脸，也不请陈天彪进去，只是用客气的话说，副检察长不在，一个小时前出了差。
出了差？回走的路上，陈天彪心里很是难受。他是个不喜欢惹事的人。林子强从北京回来后，并没有主动跟他汇报上市的善后工作。这在企业内部，是一种很不正常的风气。林子强自视是市上派来的股东，又是河化董事会学历最高、专业知识最全面的董事，一直没把陈天彪放在眼里。按说上市工作一结束，林子强应该主动向董事会汇报两年的工作，包括运作资金的开支情况。但他没有这样做。陈天彪又不便催，这事拖到现在，真是被动死了。
问题明摆着出在资金开支上。当初由林子强负责上市工作，也是遵循了上面的指示，至于资金开支，董事会上产生过分歧。李木楠坚持资金可以专款专用，但审批权必须掌握在董事会。林子强不同意，说上市前期是大把花钱的时候，得靠钱打通许多关节，如果每项开支都拿到厂里审批，外面的人怎么办事？这点上，陈天彪倒是同意林子强的意见。毕竟李木楠没单独跑过什么大业务，不知道现在企业办事的难处。那些渠渠道道，光靠人跑是不解决问题的，得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才行。陈天彪专门咨询过一位已经获准上市的企业老总，对方连开玩笑带认真地说，从省上到北京，不放掉几身血拿不下来。这说法并不夸张，如今办啥事有办啥事的行情，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按行情办就行。所以陈天彪最后还是在董事会上把审批权委托给了林子强，后来发现有些开支太过随意，曾提醒过林子强。林子强发牢骚说：“我也知道有些开支不应该，可不花行吗？你换个人来试试，说不定这钱还花不出去呢。”争着上市的企业太多，大家又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谁的活动能量大谁上，这在企业界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陈天彪没跟林子强争论，只是悄悄让汪小丽将每一笔开支暗中记下账。
如果问题真出在这上面，那本账就成了关键。陈天彪担心账本一旦拿出来，他也就成了另一种罪人。
他一路想着，回到家里。
这个秋天对陈天彪来说，简直是多事之秋，一大堆纷至沓来的变故突然间围困住他，乱七八糟的事预谋好似的，赶在一起出现。顾了首顾不了尾，心力交瘁，陈天彪感叹自己真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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