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后，我祖父在草垛里把记忆里1937年那个夏夜看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细节他当时忽略了，现在他一个也不放过地审视。首先是婉喻的脊背；那夜他看到的婉喻脊背多于面孔，因为她一直躬着腰把装好的行李一件件打开，把孩子和她自己的四季衣服拿出来，再把焉识一个人的衣服和书重新装箱。那件白底撒淡黄雏菊的无袖旗袍是细洋布的，她的腰椎很吓人地一颗颗顶出布面。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是那么瘦。皮箱是他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的，原先是日晒色的，旧了颜色就深起来，包拐角的铜皮也长了铜锈。第二天天不亮司机就开车送他到码头上去，送行队伍是恩娘领队，一边一个孩子，婉喻抱着小女儿跟在稍后，隔夜的旗袍和隔夜的脸，衣服和人一样筋疲力尽。
我祖父陆焉识在1963年冬天的兰州城郊走着，过的却是他记忆里1937年夏天那段日子。他在同一条马路上找到一个邮局。这些天他脸上的“蟒皮”已经蜕净，现在他是个细皮嫩肉的老先生，看上去年轻时过过好日子。他请长途电话值班员为他接通冯婉喻家的传呼，四五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女子在那头说话了。
“喂，请问哪一位？”
他认识丹珏的嗓音。科教片他只看到最后的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丹珏只说了一句话，这就够了，他凭了那一句话认识了她的嗓音。他张开嘴，窄小的长途话亭里的氧气似乎不够他吸。上海和西安之间的冷场开始了。各种可能性他都想到，偏偏没有想到跟婉喻同住的丹珏有可能来接电话。他不知道冷场冷了多久，让丹珏在那边又问了多少声“喂，哪一位？”他听到自己空空的心里一圈圈的回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丹珏突然讲起英文来。他没顾上去听她在说什么，马上就想她的语法不错，但有点拘谨。丹珏用英文问他是否在听她说。他这才把刚才听进去的上两句话找回来。丹珏第一个英文句子说：“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接下去她又说：“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电话是那边先挂上的。他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又在长途电话亭里的窄凳上坐了一会儿。刚一站起，被他的体重压下的弹簧“啪”的一声将凳子弹回，他抽风地回过头，看见不过是凳子复位，再转过身，又看见电话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
陆焉识飞快地离开了邮局。假如丹珏向兰州的邮局举报他，邮局的人数是够捉拿他的。他在街上瞎走，卖面条的摊子边上已经坐了干完重活的光棍汉。他的记忆真是好得残酷，把丹珏的口气一点不差地记下。那是一种绝情的口气。不，那是哀求的口气。要他行行好，放了她母亲，放了他们所有人。他后悔一句话没有跟丹珏说。他应该问一问，难道她的母亲已经被他牵累了？他绕过贴着通缉令的西安站，走上西安至洛阳的铁路。脚上穿着粗制滥造的棉鞋，一步一块枕木地走着。这是一条忙碌的铁道线，不一会儿他必须跳下路基，让一列客车或火车通过。客车上一个个窗口里坐着的人都有个地方奔，那地方有等待和接纳他们的人。他是没有的。一阵子他不知道自己在枕木上“一二一”地走向哪里。
凌晨两点多，陆焉识到了一个小站的外面。温度非常低。他又是沾了大草漠的光，使他耐寒抗冻。四点零七分有一班慢车经过小站去西安。从小站混上车比较容易，往往没有站警。站台上在四点左右出现了四五十个人，都说河南话，一个收容站的干部跟在后面口齿模糊地吆喝，就像劳改干部一样，习惯了赶两足牲口。这些人是前几年饥荒时逃出来的荒民，现在被遣送回原籍。一列火车上的乘警都调动起来看管他们，顾不上来辨认陆焉识的真面目。他的化妆手艺一再改进，胡子修剪得相当精美，又在兰州郊区买了顶干部帽，作为他形象特征的花白卷毛便有了遮盖。慢车晃了两站，他得到一个靠窗口的座位。这就更理想了，他把左臂放在小桌上，整个脸都埋在胳膊弯里。
他睡着之后脑子里还是丹珏的英文：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一点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他突然想起来了，丹珏的英文文法之所以拘谨，因为她用的是官方语言。她不是在和他谈话，而是在对敌喊话。“顾念”作为先决条件，衡量他是否还有一丝毫的父亲责任心，父亲的牺牲精神。否则他这一点点父亲的成分都不被承认了。
他把自己的脸藏在臂弯里睡着了，被推醒的时候他整个人窜跳起来，像任何走投无路的生物那样徒劳地一窜。他想接下去该有手铐了，但视野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裸露的屁股，同时一个年轻的河南女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女人已经把孩子的屁股放到了车窗缝隙上。另一个人从她身后伸过两只手，把车窗向上抬了一条缝，但已经太晚了。孩子的屁股刚被暴露就开始释放自己，尿液喷在车窗玻璃上，又一道道急湍地流下来，没有从窗缝漏出去的液体漫出窗台，稀里哗啦地流在桌子上，椅子上，和陆焉识对面没有及时躲开的旅客身上。旅客不是先抢救自己，而是先抢救小桌上的一包椰子饼干和两个苹果。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不会吃这些食品了，才两手湿淋淋地开始骂街。河南荒民们都瞪着那包椰子饼干和苹果，对他的臭骂心不在焉。年轻女人把那个窗口变成了茅坑，此刻正招呼另外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叫她趁机也把孩子的尿把了。
旅客拿着自己的行李包愤愤地走开，十多个荒民上来，手都伸到泛滥的尿里，捞起苹果，又剥开湿淋淋的饼干蜡纸，为饼干没有完全受损而发出尖利欢呼。在窗台上蹲茅坑的孩子有一岁多，倒是肥嘟嘟的，逃荒人的奶是不荒的。年轻女人用一个掉了大片搪瓷的茶缸接了开水，把从尿里打捞出来的椰子饼干泡进去，用手指头蘸了送到孩子嘴里。奇怪的是甜腻腻的气味毫无尿味。孩子的脸花猫一样，嘬一口就咧嘴笑一下。陆焉识发现自己的嘴巴跟着孩子动，也跟着他咧开，似乎在笑。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拿定了主意。他要去自首。
他盘算着应该怎样往下进行他的计划；他的自首发生在什么时候对他的妻子、孩子们最有利。见一面婉喻是必须的。不见他可太亏了，太虚于此行，虚于一生了。自首之后，他的一生就了结了。
西安至上海的车行走了一天一夜后，到了和安徽临界的一个小站，陆焉识身边冲过热烘烘的人体激流。下车的荒民和上车的旅客对流交替，空中过往着行李卷、提包、柳条筐、孩子。他旁边的车窗被改做门用，先进来一双穿新布鞋的脚，渐次进来一个女孩子的腿和腰，然后十四五岁的女孩终于完整登场。她发现哪里也不如她屁股下的小桌，于是就在小桌上坐定下来。
陆焉识需要睡眠。睡眠可以让他气色好，精神好；他可不要婉喻从他脸上看到囚犯老几的样子。他把干部帽拉下来，帽子里是黑夜了，他使劲闭上眼。一定要睡一个好觉。
帽子里的黑夜中，丹珏又开始“对敌喊话”。喊话失败之后，她会不会从传呼室出来直奔公安局呢？他曾经常听狱友说儿女把父母送进牢监的事。而且这十多年政府对丹珏不薄，让她当了博士上了科教片，丹珏就是要求他做父亲的拿自己老命去交换她已经得到的和将来可能得到的东西，做父亲的也应该在所不辞。
他马上又认为丹珏不会去公安局检举他。为什么不会？他不知道。丹珏是不同一般的孩子。怎么不同？他也不知道。
即便丹珏已经报告了公安局，警察现在拿婉喻做诱饵，只等他上钩，那也没什么，他必须见到婉喻。六十二岁，可死可不死，也是可活可不活，见了婉喻，讲两句推迟了四十年的情话（可以用英文讲，省得把两个人窘坏），他陆焉识就死活两便。帽子里的黑夜散发着他多日没洗的头发气味。这是个纯粹个人的黑夜，跟外面的那个夜隔开了。外面是打牌的叫嚷声，吃东西的吧唧嘴声，气味也渐渐肥腻起来，人这种杂食动物挤在一块比任何动物的气味都坏，对此住了近十年监房的陆焉识一再感悟。
不知过了多久，帽子外面的世界闹腾起来，有人在尖声地哭，还有人在哄劝。陆焉识把干部帽掀起一条缝，眼睛马上被灯光和香烟刺激得灼痛。他使劲眯着眼，看见哭的是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原先她坐在小桌上，现在躺在地板上一摊扑克牌上。打牌的四个人正在劝慰她：你还哭个啥呢？你掉下来没把咱几个吓死呢！坐在那桌子上你敢睡觉吗？……
人们问清楚了，女孩子是到上海的亲戚家帮佣的，一个人乘火车，连自己坐的是桌子而不是凳子都不知道。陆焉识把女孩子叫到自己跟前，让她坐在自己脚下的地板上，胳膊架在他腿上睡觉。觉是不能不睡的，一个车厢的人给窝成什么形状都在睡，逃犯都在睡，何况十四五岁的孩子。第二天车上卖饭，他的那份总省下一半给女孩吃。女孩活泼起来，跟他打听上海的这样上海的那样，他都慢条斯理讲给她听。他知道在女孩和周围乘客眼睛里，他是个七八十岁的慈祥老人家，肚子里还有不少墨水。谁也看不出来，他正想拿这个女孩做成他在上海的掩护和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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