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十七岁

作者:白先勇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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