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铁红，中国人，虽然我有着中国和犹太的双重血统，现在拥有的是美国国籍，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虽然我有好几个名字，中国人叫我铁红，犹太人叫我拉结·埃兹拉，美国人则叫我珍妮·里恩，但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瞧我的汉语讲得多好，是标准的京腔。我到十六岁才离开中国，这是我的家乡。我的长相和普通的中国妇女没什么不同，你如果不很仔细地观察我，可能看不出我的犹太血统。比起我母亲伊利亚，我的长相更接近我的中国父亲铁山，他在2004年以外交部顾问身份死于北京协和医院。
关于我父母在中国的著名故事，已经有中国导演跟我联系，要将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今年6月，我作为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水下摄影设备公司的驻华代表来到北京，他们表示出对这个故事的浓厚兴趣。他们对这个故事的评价使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爱恨情仇。我说，如果你们这么拍，就是对我父母最大的不敬。
对我来说，父母的所有故事都和公路有关，这是一个关于公路的故事。没有公路，就没有他们的相遇，也没有我。但要说到我母亲，光讲公路是不行的，必须先说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阿尔伯特·立西纳，这是典型的德国犹太人名字，是他把母亲从德国带出来，逃往中国上海，然后又辗转进入云南，最后出现在一条烟尘滚滚的公路上……
1941年的冬天，德国犹太人阿尔伯特和伊利亚惊魂未定地辗转来到了中国上海，寻找阿尔伯特的叔叔撒拉铁·立西纳。撒拉铁在1938年1月率妻子和女儿先逃到了上海，那时阿尔伯特的父亲西格门·立西纳还呆在柏林，存留在最后的幻想中。这位在一战中曾经为德国而战的犹太人，因为手中那张可怜的“手工业者证明”，以为能逃过劫难。他的父亲伊扎克·立西纳拉比①，在柏林玫瑰街犹太会堂被德国人乱石砸死后，西格门仍不愿离开德国，他不相信这场骚乱真的会变成一场灾难，但灾难发生了。这个当时担任犹太人委员会委员的西格门居然相信这样的准则:牺牲一些，拯救多数。然而在当年的6月，他自己的灾难降临了。
阿尔伯特和伊利亚的父母被送到德国南部的达豪集中营。从达豪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描述了阿尔伯特父母的死亡情景:他们被派去挖一条沟，西格门领着一队人唱着歌走过集中营大门，门上写着“劳动意味着自由”。西格门挖完了沟，他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犹太人被命令排成队，伊利亚的父母随队伍进入沟里，机枪响了，被击中的人像弹簧一样跳动着……血在蔓延，腥气随风吹过，西格门几乎要窒息了，他看见堆积的尸体浸染着鲜血。纳粹命令他和那些还未处决的人往尸体上撒漂白粉，德国人称这是由于“卫生原因”。
覆盖上一层尸体，西格门就往上撒一层漂白粉。他吓得魂飞魄散，但到此刻他仍然相信，能担任撒漂白粉的工作是一种死亡豁免，这是因为自己曾为德国而战。他看见行刑队累了，坐在土堆上吸烟休息。行动进行到了一半，三十个纳粹已经杀死了一百五十个犹太人，耗时一个半小时。
休息后行动继续进行。西格门撒完了最后一筐漂白粉，他和妻子被命令进入沟里。他几乎不敢相信死亡已经到来，他趴在伊利亚父亲的尸体上，喊了一声:我的神，我的神！子弹就像暴雨一样射过来。临死前，西格门闻到了漂白粉和鲜血混合在一起的呛鼻味道。
阿尔伯特听到父母死亡的消息时伤心欲绝而又惊恐不安。他和伊利亚在当地一名神父的帮助下逃出了德国。当时愿意接收犹太人的国家都要收取2500英镑的费用。阿尔伯特不可能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他和伊利亚来到了苏联境内的乌克兰，然而苏联也是排犹的国家，阿尔伯特决定取道西伯利亚到中国寻找叔叔撒拉铁。他的手中有一封信，是叔叔寄给他的，撒拉铁让阿尔伯特立刻设法到中国，只有中国是对犹太人完全敞开的国家，他们不收取一分钱，也不需要护照。
伊利亚和阿尔伯特坐火车穿越苏联境内西伯利亚的茫茫原野，到达了海参崴。他们在海参崴遇到土匪抢劫，做了一年的劳工才得以离开。他们进入中国的满洲，然后坐满铁的火车经过新京（今长春）进入关内。1941年冬天，阿尔伯特和伊利亚从天津坐船来到了上海。
撒拉铁在码头接到了神色憔悴惊魂未定的二十一岁的阿尔伯特。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下舷梯的时候摔了一跤。他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黑色毡帽（那是祖父留给他的惟一财产），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拉比。他提着的破箱子里几乎空空如也，身上只剩了几个马克。伊利亚下船踏上这片土地时，撒拉铁先拥抱了她，她痛哭起来。
撒拉铁把他们接到离哈同花园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撒拉铁到上海不到三年，已经在文德里开了一家布匹商店。几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阿尔伯特和伊利亚都在这个布店帮忙，撒拉铁负责他们的生活。当阿尔伯特把父母的死亡情况告诉叔叔撒拉铁时，撒拉铁哭了。他曾多次劝西格门离开德国，但他的哥哥仍对德国存留幻想。这个有着上帝选民和德国英雄双重优越感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在德国人眼里成了“令人讨厌的动物”。在上海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阿尔伯特总会坐在文德里的布店门口，望着街上熙攘的人群，想着人和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时他会把目光转回布店内，他就会看见伊利亚。她垂着长发，低着头站在巨大的楠木柜台后面，熟练地剪裁长布。伊利亚很快就学会了剪布的技巧，她展开长长的布匹，按照客人需要的尺度，用剪刀哧的一声，利落地一剪到底，可是在阿尔伯特看来，被剪开的不是布匹，而是父母的身体。
伊利亚长得很白，有着一般犹太女人沉默寡言的习惯，但阿尔伯特看出她的沉默并不全
是因为性格。她是阿尔伯特的邻居，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外祖父在阿尔伯特父亲西格门开的糕点店旁开了一家鞋店。在玫瑰街的对面，住着德国人，德国人会来买糕点，也会上鞋店买鞋。在阿尔伯特十二岁之前，这个犹太人街区是平静的。他会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到街上踢足球，这时，从对面德国人住区的一幢破旧的房子里会走出一个少年，他长着黄黄的头发，连眉毛都是黄的，这使他的眼睛看上去隐藏在后面。少年的脸上长满了雀斑，他的鼻子坚挺，上门牙暴出，不苟言笑。阿尔伯特叫他卡尔，他是失业水管工约瑟夫·伯曼的儿子。约瑟夫曾经和西格门一起上过战场，但只有西格门获得了德国英雄的荣誉。
卡尔的球踢得很好，他能用膝盖颠半个小时的球。当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和阿尔伯特玩上整个黄昏。这种时候，伊利亚是他们的惟一观众。
几年后，伊利亚成了卡尔的女朋友。
十二岁那年，卡尔随父母一起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那是在一个露天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天上飘着小雨。对于卡尔来说，那是一个怪诞的记忆:全场的人随着希特勒高亢的演说大声呼叫。他抓着母亲的衣服，感觉到了她如枯叶般颤抖的身体，他去紧握母亲的手，触及到她滚烫的体温。突然，母亲开始狂抖不止，嘴里发出沉重得几乎要窒息的喘息，身体摇摇晃晃，好像立刻要倒下来，父亲抱住了她。
这就是当时所谓许多德国妇女听了希特勒激情澎湃的演讲达到性高潮的传闻。对于卡尔而言，这是一次可疑的记忆。长大后的卡尔在一天的黄昏听到父母的对话，父亲丝毫不妒忌母亲为另一个男人达到性高潮，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男人。约瑟夫明白，他也曾让妻子达到如此的巅峰，在约瑟夫刚刚认识妻子的时候，他们在马厩里站着拥抱，约瑟夫在毫无预警的时候突然插入她的体内，她就如枯枝败叶一样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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