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僻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还我血来！”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副《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涌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惟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上，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在做着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包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甭看这儿坐的那些人，一个个神气十足，好大派头，好像他们就是马克西姆！” 惠畅撇着嘴角，斜眼很傲慢地扫视着会场，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其实比我们强不到那儿去！”
我不知他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不敢全信，可是却很愿意接受这种意思的话，以及说着这种话时的情绪。
铃声响过，帷幕推开，会场渐渐静下来，一位中年人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跟前，宣布了报告会开始。
令人惊异的是，舞台左边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腋下挟着一只黑色皮夹，站到讲桌前，恰到好处地点头鞠躬之后，就坐下来，也不寒暄客气，一开口就讲起散文的概念来。他中等个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两只聪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书生。
坐在我前排的两位中年人交头接耳，说报告人不过23岁，大学文科毕业，现在已经是省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了。我仅仅比他小不过两岁，现在正愣头呆脑地坐在台下听他讲文学的基本知识哩！
我侧过头，惠畅正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作记录，全然没有我这样的自卑。年轻的编辑口齿伶俐，语言准确，感情丰富，手势潇洒，讲得真是好极了。讲解举例中，他居然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俄国一篇有名的散文来……
我们重又走在来时的南源坡根的乡村上路上了，午后的太阳仍有热力。在一架水车前，一头骡子蒙着眼，拽着木棍转圈圈，木棍转动齿轮，叮叮当当，清水哗哗哗从筒管里冒出来，我们在水槽里洗了脸，喝了几口清凉凉的井水，又赶路了。
“这个人讲得好！”惠畅很钦佩地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句话就概括了散文的艺术特质……我看你听讲时，好像总不踏实？”
“我总是怀疑自己。”我如实相诉，“我看在座的那千把人的派头，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都更像作家的派头，只有我不像！”
“哈呀！我和你刚好看得相反，完全相反。”惠畅扬着头，挥着手，“我看那一百个人中，有九十八个都不像作家的派头，只有你和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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