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而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是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请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锈感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的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e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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