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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