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
“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他办公室：
“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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