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全的铜匠铺又呈现出荒凉景象。
傅绍全不再养鸽子了，但学会了赌博。他常不在家。梅子每次见我找他，总是那句话：“又不知他死到哪儿去了。”有时撞到他，总见他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两眼疲倦无神。我对他说：“你不能再赌了。”他用双手搓搓发灰的脸，说：“不赌了。”
但这时如果听到梅子从阁楼上下来，他就会大声说：“大不了卖这幢房子！”梅子就从阁楼上走下来，乜他—眼，一句话不说，走到街上去了。傅绍全向梅子提出过离婚，但梅子—撇嘴，“你不怕丢人你就离。离了，看你还能找—个我这样的女人！”傅绍全回答她的，是对赌博的更疯狂地投入。
这地方赌博成风。小孩就爱赌，方法是玩“五七寸”。地上横放—块砖，再往砖上斜倚一块砖，一人—只手握着五寸长—根树枝或芦苇秆，另一只手高高举起，眼睛盯着前方几个下赌的人放在地上的钱，心里好好估量着，然后将—枚铜板从手中跌下，跌在砖的斜面上，那铜板就轱辘向前。等终于停住，就拿出“五寸”来在铜板与钱之间量，若够着了，就将地上的钱吃去。若够不着，便由下赌的人蹲下，用自己手中的“七寸”来量，若够着了，跌铜板的则如数掏钱。这玩法玩起来很上瘾。读小学时，我玩过，输光了就掏父亲的口袋。掏不着，就趴在地上用掏灰筢够鸡窝里鸡刚下的蛋，去小商店卖了，再接着玩。
上了岁数的人，就玩纸牌与麻将，赌注不很大，玩起来很文雅，也很温和（老年人受不了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的刺激）。但也上瘾，入了境，雷打不动。油麻地镇上的江婆，一天玩麻将时，天下起雨来了，小孙子来喊她回去收晾在外面篱笆上的棉被，她正在心里惦记着一张幺饼，朝小孙子挥挥手，“去去去，淋湿了就淋湿了！”
青年人既不玩“五七寸”，也不玩纸牌与麻将，而是玩骰子和扑克。这地方上的人管“骰子”不叫“骰子”，也不叫“色子”，而是叫“猴子”。那骰子往碗中突然地—放，在碗中滴滴答答地跳，活如猴子——故称“猴子”，颇恰当。“猴子”玩起来很让人害怕。几颗湿淋淋的脑袋抵一块儿，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桌上—只碗。当“猴子”跳起来时，—个个眼珠子就快要掉到碗里了。玩“猴子”是个气力活。那三只“猴子”紧紧握在拳头里，往碗里放时是用了全身的力气的。据说，劲越大，“猴子”
就跳得越凶，也就越能跳出好点数。因此，玩不—会儿，就会—个个脱光上衣，露出光脊梁来，还要声嘶力竭地叫唤，叫唤声能掀掉房顶。“吆五喝六”这个词，大概就是从玩“猴子”这儿引出来的。
当时禁赌也抓得很紧，玩“猴子”太张扬，不很适宜。于是，就玩扑克。玩的方法里头，有一种最厉害，名字就让人恐惧：火烧洋油站。四个人围一桌，每人只摸两张牌，然后摊出来比点数。输赢乃瞬间之事。玩起来，就见桌上钱来钱去，人的面孔就如川剧里耍面具，—会儿一变。那人性，那欲望，就不住地翻转出来给人看。还有那一桌子上的手，看了让人直冒虚汗。
傅绍全只玩“火烧洋油站”。
傅绍全赢的时候少，输的时候多。他做铜匠活儿挣得的钱，—分也不给梅子。梅子也不向他要。他就勉勉强强地赌着。后来越赌心越黑，输出的款项—日一日地大起来，做活儿挣的钱，还不够对付—局的。他就削价处理那些浇铸得很漂亮的铜铲铜勺，把凡能卖出去的货物都很便宜地卖了出去，一时间生意很兴隆。
这些钱也很快就输掉了。他开始向人家借钱。借时，总是编个谎话，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急着用钱，并再三保证几日之后便可还钱。这钱是还不了的。于是到他家门上要账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傅绍全自然不能待在家中，去别处躲了，人家就跟梅子要。
梅子有时也会拿出钱对付几个人，“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借钱给他了。他不学好。”但梅子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对付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跟傅绍全要去！”傅绍全就在谎言、赌博与躲避中一日—日地混着。
梅子就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很体面，还用了点花露水，总把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秦启昌常拿出—些钱来给梅子。梅子说：“别管他。把这家输光了，我才高兴。”
梅子看上去很甜，并不像一个坏女人。只有到她轻盈地走路，把腰肢扭动起来时，才会勾起人的什么心思来。
秦启昌并不胡来，绝不普遍开花，此时只把好事留给梅子—人。
梅子有时也去秦启昌那儿。我去秦启昌那儿取鸽哨，就见进一回。梅子头发有点儿乱，脸红红的，嘴唇很湿润。
梅子像是将这世界上的—切都得到了，很满足，很安静，目光里无一丝邪恶与欲望。这一形象愈鲜明，傅绍全就愈不能忍受，索性赌它个终日不归。于是阁楼上便常有秦启昌。我每次去傅绍全家，抬头去望那阁楼时，总在心里认定，那上面又在故事里头——那阁楼注定了要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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