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长明离开油麻地镇时，只留下一句话：必须抓到汤文甫。
汤文甫开始了漫长的逃亡。
汤庄被派了—个十五人的工作组，大会小会开了数十次，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皆被—一教育到了，汤庄已不可能有—个人家可以收留窝藏汤文甫。他成了一个孤魂，一只昼伏夜出的狐狸。捉拿汤文甫的告示，贴遍了方圆一百八十里的地方。有人说，汤文甫逃到云南贵州一带去了。也有人说，汤文甫还在汤庄的某—个人家。还有人说，他往东北深山老林逃了，人已到了苏联。这期间，出现过两回紧张的捉拿。一回，是从相邻的公社传过来的声音引起来的：“抓汤文甫呀！”这叫声一路传过来，就引出无数的叫声：“抓汤文甫呀！”另一回，是油麻地镇上的两个孩子开玩笑引起的。一个小孩挨了另一个小孩的打，就去追他，眼见着追不上了，就跑着大叫：“抓汤文甫！抓汤文甫！”
油麻地立即喊声如潮。
社会似乎稍微安定了—些。油麻地中学又开始上课了。镇上到处贴的大字报，几经风雨，已破破烂烂，如同脓疮将愈前欲掉未掉的结痂。天空依旧，田野如常，吃喝拉撒睡还是吃喝拉撒睡，只是多了些腐败，多了些仇恨，多了些虚伪与奸猾。淳朴的乡村从此再也不能淳朴了。好端端的民众，眼见着都在往“刁民”的路上迈进。我们经了风雨，现在又睁了眼看着这个经了风雨的世界，把浪漫与天真、稚拙与纯情，一寸—寸地遗留在了往日的时光里。
马水清和我还是经常去吃猪头肉，但似乎不再是从前的趣味了。那时，我们几个只是纯粹地吃猪头肉，而现在，心思一边在吃上，一边还在与吃无关的其他许多方面。
时间—长，我们将汤文甫也渐渐淡忘了。
暮春，天气暖烘烘的，整个世界成了一只大面盆，在发酵、膨胀，散发着甜丝丝的酸味。地里的庄稼呼啦呼啦地长着，河里的水似乎浓稠起来，甚至连空气都变得厚重了。人的肉体也在生发，原先在冬季里觉得空荡轻飘的衣服，现在变得紧束和沉重了。但我们必须穿着。那时，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个季节的衣服：冬季的与夏季的。春季与秋季是没有衣服的。因此，。春季里只好将冬季的衣服汗津津地坚持着穿到夏季，而秋季里只好“咝咝哈哈”地将夏季的衣BR坚持着穿到冬季。如今，你暮春时穿了一件洁白的衬衫，将领口随意地开着，再披一件夹克，很潇洒很舒适地旅游去，你在车站与船码头，会看见成百成千的黧黑的面孔，他们皆穿着黑如浓云的棉衣，黑脖子上似乎有数不清的衣领，却就是不肯脱去—件，你会说：中国的乡下人特别耐捂。殊不知，这耐捂的本领，实际上是贫穷酿下的一种感觉的麻木。后来，我有了钱，我才有了季节。春夏秋冬，冷热寒凉，我穿的、盖的，才都有了层次，才觉到了肉体的舒畅。而当我的心情随了这层次的变化而变得愉悦时，总是想起那个粗糙而迟钝的从前，再走到车站与码头，再见到那些仍在我从前状况里的人们，就把一种同情涌上心来。
这时节，我们宿舍里的空气实在难闻，尤其是谢百三那一方散发出的气味。他的汗真是活活地毁了他，也毁了别人。最近，他又添了一双尼龙袜子。这汗在胶鞋里沤着尼龙袜子，制造出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气味。
马水清说：“狗日的谢百三，汗比尿还糟糕！”
这天夜里，我躺在厚厚的被子里，直觉得浑身湿乎乎的，心里很烦躁，可将被子一踢开，又觉得凉得不行。盖盖，踢踢，踢踢，盖盖，很难入睡。大河那边的田野上，又有一只野鸡在叫，闹得人心烦不已。我心里发急，索性起来，到室外去了。外面的空气很新鲜，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往宿舍后面的大河边走去。
一只野兔在月光下跳跃着。我弯腰捡了—块泥块，突然地朝它砸去。它受了惊吓，就朝灌木丛跑去。我无心捉它，也知道根本捉不住它，但却有追它一下吓它一下的欲望，就跟着撵过去。它跑进灌木丛里。于是灌木丛里就响起“哗啦哗啦”的声响。我立即觉得这声音有点不对头：一只野兔是不能碰发出这样大的声响的。我大声问：“是谁？！”
灌木丛顿时安静下来。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又问：“是谁？再不回答，我可要砸了！”
灌木丛里又“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先出来—个人头，紧接着出来整一个人。
“你是谁？”
那人轻声叫了—声：“林冰。”
“汤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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