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

作者:曹文轩

离走出红瓦房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我们都有一种恐慌——也不知道是对离别的恐慌还是对未来的恐慌。我害怕再也见不到陶卉、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甚至害怕再也见不到乔桉。

我们中间,几乎谁也不能知道,自己一旦走出红瓦房之后,是否还能够再走人黑瓦房?是否还能够与在红瓦房里—起度过了三个春秋的那些人朝夕相处?学校是否还办高中?是否还有升学一说?如果有升学—说,又是怎么个升法?有许多种传说,但没有—个人能证明哪一种说法是成立的。如果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油麻地中学,那么,往后的岁月又将如何?一切都是无序的。紧挨在眼前的未来,竟是茫然一片。我惶惶不安起来,像—只打洞打到绝路上的耗子。那些日子,我很少回家,整日在学校待着,想抓住那红瓦房里的最后时光。

父亲托人带信,将我叫回家中,说道:“别再晃荡了,进城去找一下你的大舅吧,求他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做,毕业了,也有条生路。这书念与不念,眼下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念,你又能来能念成,也还是回事。”

我对未来忽然—下子清楚了似的,在学校里又住了几日,与马水清他们打了个招呼,便进城去了。

油麻地镇离县城有四十多里地,有一班轮船早上从油麻地镇出发,大约在中午十二点钟到达县城,下午三点多钟再从县城返回。坐船的大多是本地人,或是进城卖些城里所缺的物品,或是进城买些乡下所缺的物品,或是去走一趟城里的亲戚,或是纯粹由于乡间的无聊而去城里—趟打发一份寂寞。也有因公从城里来乡下的吃公家饭的人,但很少。每天就这么一班轮船,沿路又要停靠好几个码头,因此,这轮船总是被人塞得满满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在后面挂—只拖船,在河中行驶起来,响起汽笛,样子倒还壮观。

这天早上,我早早地就去了船码头,因此,登船时,我是靠前的—个,很从容地选择了—个上—层的窗口,心中不禁涌起—阵小小的优越,打开窗子,很悠闲地去看码头上的拥挤与忙乱:一条长长的队伍,从岸上,沿了那十几级台阶,流向了轮船的舱口,这些人都稍稍打扮了一下,像—件件被刚擦拭了一遍的物品一般,忽然给了人新颖的感觉,并让人觉出了这些物品还是有几分收留的价值的。从篮子里或是从网袋里挣扎出来的鸡、鸭或鹅,不知主人要将它们打发到何处,一边用了劲挣脱,一边大声鸣叫。一条尺把长的小猪跑了,于是引起一阵混乱和一阵大笑。猪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被那条淘气而机灵的小猪弄得连连摔跤。有一回,他都抓住小猪细细的尾巴了,却还是让它从手中挣脱掉了。于是,他操了一根棍子,—边追,—边骂:“小婊子养的,我看你往哪儿逃?要么你下洞!”—个大力气的小伙子,突然一甩脚,把那小猪踢翻了,顺势一扑,将它捉住了。他拎起小猪两条后腿,那小猪便哇哇大叫,像挨了刀一般。那主人连忙跑过来,心疼地叫着:“别那么抓着它!别那么抓着它!”他从那个大力气的小伙子手中很生气地将猪夺过去,抱在自己怀里,一边说着“谁让你瞎跑的呢?谁让你瞎跑的呢?

吃苦头了不是?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在筐里待着吗?“一边将小猪放回蒙了网子的筐中。那小猪真的变得乖巧起来,在筐中委屈地轻哼了几声,就安静得像个上路的婴儿似的。舱口那儿,常常不能顺利进人,不时地要停顿一下:检票的说那个妇女带着的孩子已达到了买票的高度,而那个妇女却不情愿掏这份钱,于是双方就僵持着,最后,那个妇女只好掏钱补了一张票,并随即往那孩子的后脑勺上猛击一掌,”死不掉的,吃起来不要命,痴长!“那孩子撇了撇嘴,简直想哭,却被那妇女用力一牵,牵进了船舱。检票的又说那个中年男子挑的一担青货应该打货票,于是,又是—番纠缠……后面的人不耐烦了,就骂检票的。检票的一急,将舱门关上了:”不检了!看那个再骂!“于是—队人都朝他嬉笑着,他才—边骂人,—边又开始检票。

很有趣地看了一阵这队伍的前头之后,我又将目光向相对安静的队伍后头挪移过去。当我的目光由下而上到达高高的岸上时,就觉得眼前刷地一亮:那里竟然站着陶卉!

陶卉就站在那儿,岸是那么高,她的背后是屋脊和六月的晴空。她的两只细长的胳膊很自然地交叉在腹部,用了三两根手指,很轻松地勾住了一只蓝色的花布包的包带,那布包几乎要垂到她的脚面。她穿了一件乳白色的短袖绸衫,被河上的风撩起来,闪动着捉摸不定的亮光。被那些黧黑的庄稼人的肤色一映衬,她显得格外白净。她不急不躁地站在那儿,细眯着眼睛(她永远细眯着眼睛),很安静地望着大河与轮船。

我将头偏转到黑暗里,心急乱地跳着。我不再敢将脑袋对着窗口,而寻找到了—个她不能看到我,我却可以看到她的狭窄的角度,隐蔽起来。

她顺着台阶,随着队伍,一阶—阶地走下来了。那淡淡的双眉,那细眯的双眼,那红红的两颊,那湿润而鲜艳的双唇,越来越清晰。我低下头去,不敢再看—眼。“她上来了吗?她会到哪—层去呢?……”我从心底里希望她能到二层来,可又从心底里希望她今天在全部的航行中永远地待在下一层船舱里,不要让我看见她。

舱里的人越来越多,像—个人着急上路,大把大把地将东西塞进自己的行囊似的。我将自己的包,放到对面的一张长椅上,占了—个座位。我的脸上热起来。我想将那个包收回来,可终于没有收。我不敢抬头,只是把头低着,看着那些挤进门来的各种各样的腿。那些腿都是粗糙的、黑黄色的,鼓跳着蚯蚓一样的血管,乱七八糟地晃动着。后来,这些腿在舱门口渐渐稀疏起来,再后来就没有了。我望着舱口一块长方形的八点钟的晨光,心中涌起—片淡淡的失望。

轮船拉响了汽笛,机器发动起来了,吐出一长串黑而浓的臭烟之后,机器的空洞叫嚣一下子变得扎实了——轮船启动了,离开了码头。

河上的风吹进窗来,我额上的汗珠被慢慢吹干,心也慢慢变得安静了—些。

“她怎么也在今天进城呢?”我突然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昨天傍晚,我在与马水清们说起我要进城时,她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与夏莲香说话!当我这样想时,我的肩胛微微颤抖起来,我立即用牙齿紧紧咬住了一根手指。近来—段时间,我总有一种靠不住却又分明觉得真实的感觉:我和陶卉都在进行着一种很奇特的心语的流露,甚至在无声地书写着一份心灵的契约。我的课桌与陶卉的课桌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因此,只要我侧过脸去,便能看到陶卉的脸颊。那天,我于无意中忽然有了一个发现:她微笑着,在手中玩弄着一支格尺,而我——当我低头看时——手中也在玩着一支格尺!“这是呼应吗?是呼应吗?”我在心里不停地问,不停地问,但却不敢再去看了。过了很久,我勇敢地放下了格尺,而拿起—把圆规,在桌子上转动起来,—遍一遍地画着—个圆。当我侧过目光去看时,她竟然也在手中转动着圆规,并且转动得竟是那样优美,那只跷着小拇指的手,竟像一只亮翅的蜻蜓落在圆规的顶端。她依然微笑着。这未免有点孩子化的“对话”,在那时,却是神圣而伟大的,并且那么激动人心!但经过几次这样美妙的“对话”之后,我又重新跌人失望:陶卉不再做任何反应了。我仿佛—个孤独的戴白手套去接头去寻找失落了的知己的人,在大街上茫茫的人流里走着,面对着—个冷漠的不可能有任何反应的世界。我—会儿觉得,那些呼应纯属偶然,—会儿又觉得这是陶卉在淘气,—会儿又认定这是陶卉在耍弄我,自尊心便觉得受到了小小的伤害。而现在,她也来坐轮船去城里了!

我的包占住了—个位子,而这个位子上,久久地也未坐上陶卉。

我走出舱门,沿着舷梯,走到了甲板上。当我朝船艄望去时,我一眼看到了陶卉。她也看到了我。但我们谁也没有坚持住自己的目光,只那么一瞬的对望,便各自将目光移到了—边。我先是趴在栏杆上,望着船舷旁“噗噗”地跳动着的河水,然后倚着栏杆,远望着河岸上的树木、村落与堤上的牛羊。我在心里千百次地鼓舞自己:去吧,向她打招呼去!说句话去!去吧!去吧!……

我甚至在心中拟定好了一些话语:“你还记得串联时,我们也是在轮船上——江轮上相遇吗?”“我们还会上高中,从红瓦房到黑瓦房吗?”……然而,我终于没有走上前去。语言冲不开巨大的重如磐石的害羞。对着这个近在咫尺的陶卉,我将永在难忍的失语状态里煎熬。几年前,我看到一份文摘小报,上面说,—个男性的害羞,于女性面前的失语,对一个女性来说却是莫大的魅力。我真想把这份小报摔到这个写文章的心理学家的脸上,“我给你这份害羞,你给我那份厚皮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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