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周村上，最不会算帐的人，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同住一个村上，多年来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厂的人过什么日子？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搞运输的过什么日子？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干部过什么日子？种田人过什么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见，哑子不会说，心里都明白。
南周村是个富村，从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只要看那房屋，新房子把旧房子挤进地下了，挤在缝里了。可怜它们从前也住过人，如今能幸存下来，却是甘心受委屈做猪舍柴屋。它们原来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里去了。难得还有几家住老房子，那也并非特别念旧，不过是没有造出新的来罢了。而这样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所以形势越来越好。更加难得的是，有一批造了新房的人，竟像造出了痛头来，每过三年四年，就要大动土木。比如周锡林，就最有代表性。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十步两开间，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过了三年，看见造的人多了，竟赶上他了，这就显不出他独阔。好，干脆拆了重造楼房。造楼房先造二层，可是他有预见性，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打的五层楼基础。果然，再两年，许多人造二层楼了。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变三层。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变四层。造来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势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还是周锡林那一幢。真了得！时代不会埋没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说起来简单，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石头是天天看见的，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苏南这块地方，工厂也多，土地也肥，赚钱的门道多得很，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头上的毛，没一点神气；种了树都不长，没一点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跃进，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但到处造桥、筑路、盖厂房，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头一下子也便像粮食一样，变成了基础的基础，宝贝中的宝贝。
好家伙，这儿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石头。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实在太冤了！于是，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用不尽的金山银山。乡里办了个采石厂，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采石工全年的工资，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让大家都去，农业是基础，粮食是个纲，田地要人种哪！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哪！
那么，该谁去，该谁不去呢？极复杂，说不清楚。
这不奇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不便说清楚的，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干脆莫说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亏的、沾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外国人没有关系。
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锡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负点责任，因为他觉悟高，有经验，到任何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到任何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在村里是这样，上采石厂是这样，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也全是这样。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容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两儿两女两媳妇，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领导、供销、会计、技术员、工人，这一家门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真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呀！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注]，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总说“文官动动笔，武官干一日”，真是不错。那生活悠闲的情趣，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曾夜，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坐在屋顶上吃晚饭。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四周围着栏杆，还点缀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吃过晚饭纳凉，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变动，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俯仰之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全过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舒舒服服，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
真开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风；风还大，蚊虫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再一个好处呢，就是看得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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