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大字报、大标语满墙满街，灯柱上都是，口号甚至写到了大街路面上。广播车从早到深夜穿梭不息，装上的大喇叭高唱毛的语录歌，传单在空中飘舞，比国庆大典还要热闹。往年在观礼台上检阅人民的党的各级领导却上了敞篷卡车，由造反的群众解押示众，头上罩的各式各样纸糊的帽子，有的特高，风吹便倒，得双手紧紧捂住。有的乾脆套上个办公室里的废纸篓，胸前一律挂了牌子，墨笔写的名字，红笔打上叉。这革命伊始，初夏之时，中学校里的孩子这样批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入秋时分，红卫兵又如是揪斗“黑五类”；到这隆冬腊月，斗争的对象终於轮到了以阶级斗争为职业的党的革命家，恰如伟大领袖当年在湖南起家，发动农民运动时立下的榜样。
吴涛在礼堂的台上被大李按下脑袋，当时还很倔强，人都有尊严和义愤，不肯轻易低头，大李当腰便是一拳，肚子肥胖的吴涛疼得弯下腰，面色紫红，那头便不再抬起了。
他坐在铺红台布的台上，以前是吴涛的位置，主持了各群众组织联合召集的批斗大会。面对这些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他似乎也坐在火山口上，稍加抑制就同样会被赶下台去。会场上，群情激奋，党委成员接二连三一个个被点名，都站到了台前，都学会低头了，都交代揭发吴的引行，都来自上级下达的指示，都承认错误，也都一脉相承，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倒是细高个子精瘦得像乾虾米一样弯腰的党委陈副书记，灵机一动，补充揭发吴新近对党委几个核、心成员说过：“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会场气氛重新沸腾起来，众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叫他灭亡！”
在一片打倒吴涛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他听出了一点悲哀。这才是吴涛的肺腑之言口，可也好像在哪里听过，之後想起，中南海边的那位首长丢出吴之前便流露了这种愤懑，可这话从吴涛嘴里出来变成了悲哀。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他必须声色俱厉，明知道这点哀怨不足以定为反对伟大领袖，可如果不把老家伙打倒，就凭他主持了这会，吴一旦重新爬起来，会不动声色照样也把他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通过决定，勒令吴涛交出党委会议纪录和他的工作笔记。会後，他同哥们唐、小于三人坐上书记专用的吉姆牌黑轿车，带上吴涛本人立即去他家查抄。
他想把这事做得平和些，没有动手，叫老头自己打开一个个抽屉和堆文件的书柜。唐和小于在翻看衣橱，又命令老头把箱子的钥匙交出来。
“那都是些旧衣服，”老头嘟嘟嚷嚷抗议道。
“检查检查怕甚麽？要窝藏了整群众的黑材料呢？”唐哥们擦著腰，挺神气，查抄没准也有种快感。
老头到饭厅去问他老伴拿钥匙。正是晚饭时间，菜做好已经摆在桌上，饭厅的门开著，吴的老伴在家，还有个小女孩，他们的外孙女。吴的老伴一直待在里面，故意在同小女孩说话，他想到也许有甚么重要的东西就藏在饭厅里！可立刻又驱散这念头，没有进饭厅，也避同她们照面。
两个月前，红卫兵查抄他那屋之後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有人敲门。”个姑娘站在门槛边，肤色白净，脸蛋明媚，侧面来的阳光照得眉眼分明，粉红的耳轮边鬓发发亮，说是房东的女儿，住在隔壁院里，来替她家收房租的。他从未去过那院落，只知道老谭和房东是老熟人。那姑娘站在房门口，接过他交的房钱，眉头微蹙，扫了一眼房里，说：
“这屋里的家具，桌子和那张旧沙发都是我们家的，到时候要搬走。”他说这会就可以帮她搬过去，那姑娘没有接话，亮晶晶的眼睛又冷冷扫了他一眼，明显透出仇恨，扭头下台阶走了。他想这姑娘一定误解了，以为是他告发的老谭，要霸占这房。几个月之後，那姑娘再也没来收房钱，更别说搬走这些家具。等院里的黄老头替街道的房管部门代收房租时，他才知道私人的房产已一概充公了。他没有去探问这房主的情况，却牢牢记住了那姑娘对他投射的冷眼。
他避免去看吴的老伴和那小女孩，孩子虽小也会有记忆，也会长久留下憎恨。
唐哥们搬开一个个箱子，吴涛边开银边说这是他女儿和小孩子的衣箱，一打开面上便是乳罩和女人的衣裙。他突然感到难堪，想起红卫兵在他小屋里查抄老谭的东西翻出避孕套时的情境，挥挥手说算了吧。唐哥们又在检查沙发，掀开垫子，伸手摸索沙发扶手的夹缝，大抵是搜查者的本能，一旦承担起搜查的角色。他巴不得赶快结束，包上了几捆信件、公文材料和笔记本。
“这都是我私人的信件，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吴说。
“我们检查一下，都要登记的，没问题的话再还给你，”他驳了回去。
他想说而没说出的是，这已经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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