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掏钥匙去开门，那门却已经是虚开着的，再推门一瞧，屋里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
吃饱喝足。(那小饭铺里的羊杂碎汤，其中的“汤”，是可以免费添加的。末了，他还破例要了二两散装老白干，皱起个眉头，下了个决心，端起酒杯，一仰脖梗，一口全出溜了。)满脑门的晕热，满天的雨夹雪还在淅淅沥沥噼噼啪啪地响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悉悉索索掏钥匙去开门，恍惚间发现那门是虚开着的。他呆了一下，想想不对头，这才吃惊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现在又独自一人在省城漂泊，出门关窗上锁，走道看右防左，是既定养成的习惯。这门是怎么打开的？谁打开的？我没喝糊涂啊。出事了？他定定神，推门去瞧。屋里当然没开灯，但凭着从窗户子里透进的那一抹微弱的路灯光，他还是看到了床沿上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再仔细一看，还不是警服，是那种灰兔皮似的保安服。他忙后退，让自己一脚留在门里，一脚却退至门外，然后压住酒的晕热和心的惊颤，低声问：“你们是谁？”“你说是谁咧？”其中一个大高个儿一边起身，一边嬉皮赖脸地笑着反问。那声音听着耳熟，却一时间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一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边忙伸手去门框旁摸索灯绳；拉亮灯再看，嗨，还真是熟人，是那个空调售后服务部的。那大高个儿是服务部的一个小头目，也是个“打工仔”，但管着一帮子保安。这小子一直住集体宿舍，曾跟他借过这小屋的钥匙，说是要上这里来“会一个刚谈上的女朋友”。后来这钥匙一直没还。听说韩起科被解雇了，这小子今天带了个保安方面的朋友来，想把韩起科介绍给一个新公司，也去当保安。
那天，韩起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应下了这份差使。他只是问了大高个一句：“我底子潮，给人安空调都不要，还能当保安？”大高个告诉他：“那家公司好像知道你的情况。但人家老板政策水平高，肚量大，就是不跟人计较这些。现在就有这一号老板。你就别哆嗦了。”韩起科追问了一句：“真的假的？”大高个立马不高兴起来，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骂道：“我操，我蒙你干球啊？”韩起科忙点点头，陪着一丝笑说道：“那就多谢了。这小屋的钥匙你就继续留着使吧。不过，有两件事，还得请你老哥多包涵。一、每回带女朋友来，最好再带个备用床单。考虑环保的需要，临走前，务必把你们各种各样的遗留物品帮着收拾净了。二、千万别每回都换新人。这样闹不好会给左邻右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小屋是专门用来容留卖淫的。最后搞得派出所那帮爷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可承受不了。小弟我底子潮，蹲过十年大牢，胆儿小。您大哥千万多包涵。”大高个哈哈大笑，拍着韩起科的肩膀头，满口应承了下来。
也许真是那家公司老板的政策水平高，不计较起科有前科“底子潮”，在韩起科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试用的两个月后，他不仅没解雇他，还正式录用了他；不仅正式录用了他，还把他一家伙调到了公司营销部做了营销员。那天晚上韩起科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地到公司在经理室门外等着了。见到那个同样很年轻的老板后，他把自己那份刑满释放证的复印件(正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起，压在褥子底下了)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老板问：“干吗？”他说：“公司领导那么信任我，我得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那个年轻的老板无奈地摇着头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还那么傻可爱呢？你是不是还想跟古时候的人那样，在自己脸上刻上‘囚犯’两字，在全世界人面前做这样一个广告？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了？”韩起科忐忑地说：“我没想要增加谁对我的信任。但是……”老板一口打断他的话：“没啥‘但是’的！”韩起科不说话了。那位年轻的老板也不说话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板说：“好好干吧。现在说啥也没用，就是好好干。”一个月后，因为走家串户跑推销而瘦得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了的他，营业额上到全营销部的前七名。那天老板又把他叫到经理室，让他把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退了。公司从下个月起为他提供一间两人合用的住房。他一愣，忙问：“规则上不是说营业额只有在前五名的营销员才能享受公司这样的奖励吗？”老板又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老不长记性？谁能得奖励，谁不能得奖励，谁说了算？啊？是我在这儿当老板，还是你在这儿当老板？”韩起科忙闭住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赶紧哑巴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乖乖地说了声：“谢谢。”便要告退。老板破例站起来跟他握了一下手，还特地叮嘱了声：“领到住房钥匙，城里有什么人得去看望、拜访的，就该去看望拜访了。”当时他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声，待走出经理室，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觉得老板这话好像是有所指似的。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了。他干吗特特儿地要提醒我去“看望”和“拜访”谁呢？但当下里他兴冲冲地只顾着去领那奖励房的钥匙，去办那必须办的一应手续，就没再往下细想，回到营销部，端起茶缸子，刚喝了一口冰冷的凉茶，却接到“薛姐”的祝贺电话。这可真让他大惑而不解了。“您……您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诧异地问。“你以为你薛姐是干吗吃的？听着，拿到那奖励房的钥匙后，是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吃饭？”她爽爽地问。这时，他迟疑着放下茶缸子，呆坐着前思后想一番，开始真的觉察出，这件事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蹊跷”了……
后来，他终于觉得可以去看望“薛姐”了。省博离省军区大院并不远。走出省博大门，“薛姐”就指着军区大院里掩藏在大树丛林深处的一幢家属楼说，“那是我家。”他淡淡地应了声：“哦。”“薛姐”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啐一口道：“我跟你说话哩，你咋不答应呢？”他说：“我应了。”她问：“就那么一下不咸不淡的‘哦’，算答应？”他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哎呀，薛姐，您家的环境真好。楼也气派。请您带我上您家去坐坐吧’。我能这么说吗？您会带我这样的人上您家去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怎么老这么不自信？”“薛姐”反驳道，胖脸上同时掠过一绺他一时不好理解的阴影，并且在很深沉地瞟瞥了他一眼后，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没头没脑地叹气道：“我知道你小子前些年纯粹是在人跟前装老实。其实一肚子鬼机灵。嘴也能说着哩！”随后她招手要了个出租，径直向韩起科分到的那处住房驰去。上车前，她都不问一下韩起科刚奖到手的那套住房到底在哪儿，上车后，却一口就跟司机把去向说了，而且说得很详细很准确。车起步后，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紧挨住韩起科。车走了一会儿，她便暗中握住了起科的一只手，慢慢地捏弄着。她的手依然是凉凉的，潮潮的。属于多肉细嫩，却又挺有力度的那一种。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院也不小。院子里有两三棵粗壮的老榆树。没下雪前，树下已经积着厚厚一层黄黄的落叶。厂子改制，政治部的人最早被撤并。这院子已经有两三年没人打扫了。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早已生了锈的生铁铸件。它们高大、斑剥，错落交叠，现在安卧在雪窝之中，却让韩起科时常想彷徨其间。那种感觉就跟在冈古拉高地上寻访古尸和原始陶罐一样，总有一星半点悲凉和壮烈由此渗出。
搬进来住以后，韩起科才知道，所谓的“两人一间”，起码目前，真正的房客还只是他自己一人。公司里的人还告诉他，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折腾”。因为在可以想象到的时间段里，公司方面可能再不会安排人去那儿住了。他问为什么。公司里的人都笑笑，说，只要有人替你掏房钱水钱电钱，又没人半夜突然来敲门查你身份证、暂住证，你问那么多干啥呢？省点劲儿吧。事后，回过头来再想，他才明白，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只要心态从容一点，早就应该瞧出这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但当时他没循迹再往深里细想细究。也许是在出租车上被“薛姐”捏住手以后，他便被“撩拨”得无法静心对待眼前的一切了，那天下了出租车，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声称“一次也没来过这儿的”“薛姐”居然在弯曲背静的小巷子里走得相当熟练，甚至比已经搬来住了好几天的他，还要“熟门熟路”。公司替他租住的那“大屋”，其实就是当年厂子里宣传科的办公室。那家伙真不算小，但堆放了不少做展览用的三合板五合板和缺胳膊少腿的展台之类的东西。窗户玻璃大都破损了，又都用油毛毡封补了的。进屋后，有很长一段路，既暗，又窄，跟个阴森的夹道似的。他住的那间房紧靠里头。所以每回都必须通过这条“夹道”。一直在他头里走着，并唠叨个不停的“薛姐”，一走到这儿却踟蹰了，不作声了，重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而且还派出另一只手来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待等起科打开房门，她却干脆再不往前走了，赖赖地站在房门口，不知在等待什么。韩起科这时心也跳得快要冲破胸壁了。四处是那么的寂静和幽暗。他慌慌地看看“薛姐”。“薛姐”却只是低头站着，而后稍稍地挪了过来，拉住了他的双手，把整个身子都贴近了他。他颤抖了，气喘了，嘴里发黏，胸闷得厉害，两只膝盖都有些发软了……他觉得一座辉煌的宫殿大门正在他面前隆隆地打开。他知道自己不该走进去。但是他真的无法拒绝这样的“辉煌”。他慢慢地抬起被她抓着的双手，原意是想抵住她正向他倾倒的身躯，但一旦接触到那份柔软和温热，那份带着柔软和温热的沉重，他才感到自己这许多年的拘谨，许多年的委屈和不平，许多年的朦胧不解，竟是那样的辛苦、荒唐和无望……他颤抖得越发地厉害起来。这时他听到“薛姐”问道：“怎么了？冷啊？”他说了声：“不是……”“薛姐”又问：“那怎么了？”他忽然粗野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是就是不是嘛！”为什么一切都要交代得那么清楚呢？那年被捕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人都来提审。一遍又一遍地就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或者是故意地都不向他表示应有的那种信任。这的确曾让他沮丧万分。
……“薛姐”不作声了。但他还在颤栗，牙齿甚至捉对地叩击，并一声声地低吟起来。已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个男人的“薛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的。她想拧过身来仔细打量一下韩起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拧了一下，却怎么也拧不动身。她发现自己的后腰被他的双手像铁箍似地搂紧了，而他整个人也同时倾倒了过来，并把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脸颊和脖梗上。那两只铁钳似的手越搂越紧，并不住地在她的后背和腰际摩挲，神经质地呻吟，不知所措地用他干热的嘴唇在她脸颊上脖颈间搜索着什么……她却本能地绷紧了全身，本能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本能地躲避着他的搜索和抚摸，但又在他疯狂的抚摸和搜索中，一点点本能地颤栗起来，燃烧起来。“薛姐”在那多次的异性接触中，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或者把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对方也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那年，军区大院所有的干部家属和娃娃都被转移到塔克勒河干校劳动。他们一帮子十来岁的男孩女孩则单独被编在一个大班里，安排在离校本部还有几公里的一个马场的马厩里喂马。除了喂马，他们这些也曾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抽空替城里某一个造反派偷运长矛和单管火枪。余下的时间里，比如在下大雪的深夜，他们会裹着各自的被子，围坐在稻草铺起的地铺上，听那个男孩为他们朗读《牛虻》。无比感动的她，一直想象着他就是那个英俊多难而又高傲坚定刻薄的亚瑟，而自己就是那个悲天悯人而又热血沸腾的琼玛。大约在另一个下大雪的深夜，他们获知，得到他们由衷支持的那个造反派，突袭军区大院，而且动用了火器，逼得军区警卫连个别战士只能“违令”开枪自卫，造成了十四死五伤的全国特大惨案。初步查实，这次突袭事件是在军区内部一些支持这个造反派的人“默认”下发生的。这些人已经被摘掉领章帽徽，集中到学习班去，进一步接受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的还有那些“违令”开枪的战士。上头要查，是否有人在现场下令指挥了开枪。)而他们这个大班，大约有三分之一孩子的家长，卷入了这个事件，并都被隔离了。其中就有那个男孩的父亲和母亲。消息传来，班里一片沉默。而后是偷偷的饮泣。而后是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而后又是一片沉默。当天晚上，那些父母被隔离的孩子得到通知，他们将要被转移到离这儿更远的一个劳动班里，集中“学习”。而且连夜转移。那个男孩在转移的路上跳车“逃跑”了。他偷偷跑回塔克勒河谷，找到“薛姐”，向她“借”了些粮票和钱。他说他要到北京去，为自己冤屈的父母申诉，并为省里的这个“造反派”寻找北京方面真正的支持。“薛姐”把身上所有能找到的钱和粮票都给了他，并叮嘱他，不管申诉是否成功，一定要给她写信，告诉他的下落。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约定了暗语。她提议，如果他在北京寻求支持成功，就写上当年意大利爱国斗士们见面时使用的那句口号：“为了自由！”他想了想，说，这个不好，资产阶级的色彩太浓，“咱们说‘为了人民’吧。这个比较符合伟大领袖的思想。如果不成功呢？”他问。她想了想，提议道：“那就说，亚瑟牺牲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好，亚瑟总有一天是要牺牲的。她赶紧说，不管亚瑟会不会牺牲，琼玛永远想念亚瑟。他感动地看了看她，突然眼含热泪地对她说：“能……能让亚瑟亲琼玛一下吗？”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立即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并马上在地铺上躺了下去。那次手忙脚乱的“亲吻”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书里的亚瑟和琼玛至死也没实现的肉体结合，他俩在那个晚上却在完全的恍惚中艰难地实现了。事后，他一边慌慌地替她扣上衣扣，一边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她却一直没说话。只是在他起身走出那个只有他俩的地窝子时，哽咽着说了一句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第二个男子说过的话：“能再亲我一下吗？”
……以后，那个男孩再没回这个省。听说，不久就跟着被迫脱军装转业的父母，回了老家。一九七七年后他上了大学，出国，拿绿卡，入美国籍。再后来做进出口代理商。在美国人那儿，代表中国。在中国人这儿，代表美国。一直到几年前，又一次聚会，才回当年的省军区大院。当时的政策，还允许军队经商，由一位早就从省军区调到省政府去任职、而且也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出面，宴请他，想为省军区名下的三产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谋一些出路。宴请的当天还找了一些当年同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作陪。她也在被邀之列。在一轮又一轮反复推杯换盏的同时，他跟在座的各位非常动情地描述了自己在国外的爱国思乡之情，讲了许多既慷慨激昂又悔不该当年的话。她却一直没说什么。最后，他来给她敬酒，微笑着问：“怎么一声不响啊？是把老朋友忘了吧？我还欠着你一笔债哩。”然后他大声地绘形绘色地跟在座的各位把那天晚上“逃跑”出来，向她借钱借粮票的事讲了一遍。(当然，他只讲到此为止。)并声称，这次回省里来，就是要归还这笔“债”的。“包括利息。”他故意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强调了最后这四个字，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然后，他还用更夸张的语调大声说，今天晚上，不管“薛小妹女士”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满足她。于是，在座的各位就大笑着起哄，建议她，“跟他要十万美元！”“让这小子给你在开发区买一幢小楼。”“买一辆车吧。别的太不现实了。”她淡淡地笑了笑，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能满足我，就请你干了这杯酒。”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她略略地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只请求你，以后再回到这个大院里来的时候，怎么夸你自己都行，就是别夸自己爱国，更别夸自己还爱着这个大院。如果你这样的人都算爱国爱我们这个大院，那我们这些人又算怎么一回子事呢？能做得到吗？”此言一出，举座皆静。举座皆惊。见他一下子愣怔住了，她更是微微一笑道：“看样子这个要求对你来说还有点难度。你还得考虑考虑。那行，我先把这杯酒干了。你接着考虑。”说罢，一口饮尽杯中酒，抽身退回到原座位上，再不吱声了，而且没等上完最后一道甜点和果盘，她就先撤了。
……所以当韩起科那天晚间在激烈的颤栗中，把手用力插进她内衣衣扣的缝隙间，去使劲揉搓她的乳房的时候，她本能地一把按住那只“罪恶的”手，并本能地用额头向韩起科的下巴颏用力撞去。韩起科闷闷地呻吟了一下，踉跄着，上身向后一仰，嘴里即刻便有血水鲜红地淌出。但他没有松开那只插进衣缝去的手，并很快重新站稳了身子，重新去搂住了她的后腰。那股血的腥味，加上她发间的清香和颈窝里那股带着汗气的浓重的体息味儿，更是煽起他无名的激愤和冲动。哦，黑杨林外的旷野……旷野中的黑杨林……黑杨林，还有那盘旋在金黄一片的深秋芦苇荡上空的黑雀群……你倒下吧……倒下吧……黑杨林……黑雀群……他用力撕开她的外衣，一把抱起她，进了房间。后来发生的事，他怎么也记不太清楚了。但她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在后来多次单独在一块儿时，她总是要“逼”他回忆那天的细节。要他复述自己当时做过的每一个动作。他们总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他把她抱进房间，一下把她扔到床上以后，她的衣服是怎么脱掉的。是她自己脱的，还是他“强行”脱下的。她说他疯了一般扑过来就撕扯她的衣服。他说，把她扔到床上以后，自己就喘着粗气，在床沿上坐着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完全不知所措，浑身发烫，谴责和侥幸，惧怕和冲动，像地狱里的烈火，轮番地煎熬着他。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他抱住自己的脑袋，惴惴地坐着，既不肯就此罢休，但又害怕自己心里那一股沸腾的岩浆般的冲动，会完全失控。后来，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一只鞋掉在了床前，另一只鞋却还挂在胖胖的脚背上。他说就是这一只挂在脚上的鞋和那只穿着丝袜的胖脚背，让他发了狠劲儿。他吼了声：“脱！”他承认是他下令让她脱的。但执行命令的却是她自己。他一连吼了三声。她逐一地脱去了衬衣和外裤等。她说，即便是这样，也是因为他当时太凶狠了，那神情那语气，完全跟个恶狼似的，完全容不得别人反对。他承认，自己当时就是一条恶狼，一条完完全全的恶狼……他问她，你听说过有关我的传说吗？在冈古拉，所有的人都说我是喝狼奶长大的。我有一群始终关心着我的狼妈妈。我经常想着要像狼一样吼叫，像狼一样奔跑，你已经看到了，我冬天是不用穿棉袄的。我这一生都会像狼一样去守护我那片荒原……
“你会为我生个小狼崽吗？”后来他常常这样问她。甚至在呼哧呼哧地刚刚插入的时候，他也问。但她从来都不跟他好好回答，有时就哼哼唧唧地说些胡话来瞎打岔，回避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她在吃避孕药(因为他从来不肯使用那种塑料套套子)，就感得特别泄气。有一天，他把她请到市内最阔气的一家韩国烧烤店，告诉她，他今天正式升任公司营销部的副主管了，而且公司把他的住房也换到了市内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来了。“啥繁华地段嘛，不就是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小楼里那间小屋吗？还不到二十平方米，卫生间里也没浴缸。我还嫌它窗户子太小，屋子也太矮咧。”她撇撇嘴说道。他一下瞪大了眼，惊诧道：“哎，你这人。我的事，你怎么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细啊？”她满不在乎地说道：“你的事，我能不关心吗？再说了，公司安置你，事先总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跟我商量一下。我知道你的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嘛。”听她这么解释，他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只是一时又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只是问：“我的事，他们干吗都要跟你商量？”她油腔滑调地一笑道：“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我老公么。”他一愣，挺直了上身，忙问：“真……真的？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她哈哈大笑道：“瞧把你吓得！咋的了，不想做我老公？光想占便宜，不想承担责任？”他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还想你替我生个娃娃哩……我……我……”她把壮实的身子往靠背椅上一靠，微笑着问：“‘我’个啥呢？”“我……”他越发地结巴起来。“我啥嘛？快说嘛。”她娇嗔道。“我……我真的想娶你。想……想做你真正意义上的老公。”他努了把劲儿，把这段时间来一直在心里翻滚的那念头终于说了出来。“你开玩笑哩。”她笑笑，瞥了他一眼，端起那杯果汁，刚要喝，就看到韩起科一下把脸探了过来，非常严肃地说道：“谁开玩笑，谁就是小狗。”同时，好像怕她跑了似的，把自己那只大手从桌子底下照直地伸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大腿。她忙惊叫了声：“哎哟，你这家伙！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重吗？哎哟……”把烧烤店里几张餐桌上的顾客都惊愣了。他忙收回手，重新坐直身子。她假装果汁洒了，赶紧拈起几张餐巾纸去擦拭裤腿和桌椅，把周围那些疑询的目光一一打发了。“我是认真的，薛姐。”在接下来烤肉灶里发出的滋滋声中，他压低了嗓门，不断地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我是认真的，薛姐。”“快别胡说了。赶紧吃你的吧。”她也压低了嗓门，一直重复着这么句话，像是在糊弄着一个不听话的娃娃。这让他心里越发感到不是滋味儿。那天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那个小楼里，他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由于自己的要求没得到满足，一直堵着气，不跟她说话。这样别别扭扭地僵持了一个来小时，她多次暗示他，该上床了，甚至脱了鞋，先上床去等着了，他也没答理她。自己无趣地在床上待了一会儿，她便苦笑笑自嘲道：“好吧，没人理睬，那咱就走。”说着，趿拉上鞋，拿起外衣和手包，还真往外走了。一直快要走到房门口了，他才呼地一下蹿起，冲到她跟前，截住了她，大声说道：“你别不说话呀。”她说道：“我没不说话呀。”他说：“那你说个痛快话，到底跟不跟我结婚？”她说：“你个傻二球蛋，干吗非得结婚？”他急了：“什么叫干吗非得结婚？不跟我结婚，你干吗要跟我上床？干吗……干吗还要跟我那样？”她却赖兮兮地逗着他笑道：“什么这样那样的，我跟你哪样了？啊？”“人家跟你说正事哩。别跟我嬉皮笑脸的。难道……难道……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性伙伴而已？”她却立马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好嘛，还真能耐了，真有长进了，满口臭词乱蹦了，还‘性伙伴’哩……谁教你的？跟哪个大学教授学的？哈，你真闹明白了没有？跟我解释解释，啥叫‘性伙伴’呢？”见他只是傻愣在那儿，直瞠瞠地看着她，看样子是动真格儿的了，真不能再胡球日鬼地跟他打哈哈下去了，她便收敛了唇边那嘲讽似的笑纹，轻轻叹了口气，伸出她那只圆鼓鼓的小手，拍了拍他，说道：“好啦好啦，别啥事儿都那么当真。这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人一生吃亏，就在这一点上。大男子汉一个，干啥事，都得既拿得起，也撂得下。站着是座山，躺着就是条河。怎么着都行。许多事，要慢慢再说。有句话咋说的，叫‘从长计议’。对不？你要不想睡觉，那我可就真走了。今天晚上，我还真有个安排。区扶贫办老主任的老伴昨晚上我家来叨叨半天，说区里那些管事的真不是个东西。她们家老头退休才几年，最近找他们要几辆车临时用一下，给他们家老闺女办喜事儿，打了几回电话，只答应，不派车。这找到我头上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嘛！”说着，还真走了。过了十来天，见他一直不给她回电话，约他，也不出来，有一天晚上，她又去找他了。他还是闷闷地坐着，只管翻他那几张满是花花绿绿广告页的烂报纸，不愿答理她。“嗨，跟我装啥蒜呢？”她笑着上前，一把把他跟前的报纸全胡撸到地上去了。他这才急了，“嗵”地站起，怔怔地瞪着她，呼呼直喘，半天说不出什么话，而后嚷出一声：“你！”而后却又坐了下来，自嘲地苦笑笑，摇了摇头，冲她说了声：“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全明白了……”“你明白啥呀？二球蛋！”她一边啐嗔着，一边抡起皮包带，调侃似的甩打了他一下。却不料他受不了了，一下又站了起来，冲到她面前，怔怔地逼问道：“够了够了。别再跟我玩这套真真假假的了！我全明白了！”她也来气儿了，双手叉在腰间，略略地歪起上身，斜眄着眼光，哼了一声说道：“你明白个啥嘛？！屁大点事儿，就跟我闹这别扭？！你还像个男人吗？！”这句话说重了。韩起科一下跳了起来，吼道：“我不像个男人。你去找像男人的玩儿去。你不就是要个男人跟你上床吗？去啊。上东门外美容一条街去找那些‘鸭’去呀。”“韩起科，你狗日的，说啥呢？啊？你说啥呢？”“薛姐”真上火了，气恼万丈地冲过来，抡起手包，没头没脑地向韩起科身上砸去。一边砸，一边骂道：“你让谁去找‘鸭’呢？啊？你让谁去找‘鸭’呢？你这没头脑、没心肝的劳改员，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犯！”足足砸了好几分钟。韩起科只是一动不动地由着她砸。后来她也砸不动了，就站在那儿直喘气；然后一偏脸，瞧见自己手包上的那些金属角角在韩起科脸上额头上脖梗子上砸出不少血红点点，有一两处还真砸破了皮，渗出一丝丝血水，正顺着韩起科油亮坚韧的皮肤纹络慢慢地往下蠕动。她便一下泄了那万丈无名怒气，从手包里掏出一包柔软的面纸，递给他，让他自己去擦那血水。他却不接。俩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她苦笑笑，往那把椅子上一坐，问：“真不想再答理我了？咋的了，开口说话呀，别跟活死人似的！”他依然闷闷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去打开房门，冷冷地对“薛姐”说道：“你可以走了。”这一招，可真出乎“薛姐”的意外，也极度地伤了她的心。一时间，她脸色由紫红转青白，由青白转惨白，人整个儿都傻在那儿了，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喘喘地冲着韩起科威胁似地喃喃道：“好你个姓韩的……你……你……你别后悔！”说着就从大开着的门洞里冲了出去。
…………
第二天傍晚下班后，韩起科没精打采地回到这个小楼上，却极其诧异地发现，“薛姐”歪靠在他房门的门框上，正等着他。他以为经过昨天那样一场“战争”，性子刚烈而又好强争胜的“薛姐”是绝对不会再肯见他了，更不会主动来看他。昨晚气走“薛姐”以后，他心里空空荡荡，乱得厉害，说不上是一番什么滋味在那儿翻滚搅动。不是后悔。不是遗憾。也无所谓后怕。更不是那种自嘲性质的失落。他只是不明白，如果不准备跟他结婚，那么“薛姐”在床上的那全部“作为”、全部“疯狂”，那让他心悸心碎的全部“炽烈”，到底又意味着什么？男女肉体的结合，难道还可以在婚姻家庭、灵爱相契以外，再找到一个更合理合法的依托？“薛姐”不是那种“下三滥”的女人啊。她拒绝婚姻，却又向他彻底敞开一个女孩最圣洁的肉体和最珍贵的隐秘，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呢？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而胖胖的“薛姐”昨晚回到家，前思后想，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这“傻小子”说说清楚了。有一些当然是说不清楚的，比如，为什么一见韩起科这个“傻小子”，她居然就被“打动”了，“吸引”了。仅仅是一种“怜悯”？一种“猎奇”？或是一种“尝新”的欲望？不能说自己对韩起科那种来之甚猛的情感中，完全没有一点这些因素和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韩起科最早在她心中引发那种奇异“颤栗”感的，不是因为“性”。她第一眼看到韩起科那苍白的脸色和他单纯执著的眼神时，强烈直觉到的便是：这“孩子”与众不同。胖“薛姐”这几年忙着跟许多人打交道。她发现，这些年在她周围发生的那众多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恰恰是“人”。“人”的基质，“人”的色彩，“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反差都变得相当丰富，相当巨大，也相当复杂了。目不暇接和始料不及，是人们普遍的感觉。人们抛弃的失去的，跟得到的忐忑的几乎一样多。人们——特别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不断地闯入各种各样的禁区。由此产生的那种兴奋和惊奇，几乎天天月月都可能袭击她的心头，使她处于那种裂变的惶恐和喜悦之中。但作为一个女孩，尤其是在接受“正统”教育中长大的女孩，她还是敏感到，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能地敏感到，“单纯”而“执著”的人越来越少了。她还来不及对这现象和发展趋向做什么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判定。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一个女孩、一个女人的“本能”。一个女孩和女人，无论她自身有多么强大，除非她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她本能地对男人会有这样一种渴求，希望他(他们)既强大，又单纯执著。她希望他在对外时，是强大的，而在对内对她时，是“单纯”又“执著”的。她们对“单纯”和“执著”的敏感程度和需求程度，要远远大于男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表示男人就不希望他的女人单纯和执著。但她和她们在这方面的需求的确要更内在化，更本质化，也显现得更急切一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位胖胖的“薛姐”在哈拉努里，在韩起科身上，“天赐良机”地发现了一个“今世少有”的“尤物”——如果我们可以把“尤物”这个词挪用过来，也安在男人身上的话。
所以，那一瞬间，她心动了。而一向好为人师、好管他事的她，历来也喜欢跟年纪比自己小的男人交往。而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的韩起科，从本能上说，也更能被这种充满母性的比较强大的女子吸附……
当然，这一些，是不能跟韩起科说的。
那天晚上，两人先都默坐了一会儿，“薛姐”主动挨近了韩起科，一把拉住他的手，而后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身子，贴在他的耳朵根前，说了一番几乎要让韩起科改变自己后半生生活路子的话。她说:“傻小子哎，你没仔细想想，我比你大多少，你算过这笔账吗？这三五年，你还可以叫我姐。再过些年，一结婚一生孩子，我就会老得非常快，到那时候，你就该叫我妈，叫我老外婆了……你别跟我起急，听我把话说完。到那时候，我们俩都没法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上街溜达去。别人会说一个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在溜达。到那时候，是你憋着好受，还是我忍着好受？还是亲戚朋友们瞧着好受？所以，咱俩，前世定下的，就这点缘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在这限度内享受这点缘分，不能贪心了。再说，你是一个有志气、有头脑的小伙子，你还有很长一段人生的路要走。走到哪儿才能告一段落，现在真的还很难预料。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用婚姻和家庭这把锁把你早早地锁定在我的裙边上，让你彻底变成我的人。我得问问我自己，我能拘得了你一时，还能拘得了你一辈子吗？要拘不了，那就是我后半辈子的悲剧。要拘了呢，也许就是你后半辈子的悲剧。不管是你的悲剧，还是我的悲剧，它总还是悲剧啊。咱们干吗非得手拉手地去演一场人生悲剧呢？咱俩真是有病啊，还是怎么的？我知道我是你这一生受用的第一个女人。你像所有那些还没变坏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能让任何一个女人都醉心的清气。你以为我不希望跟你过一辈子？不希望真真正正地当着众人的面叫你一声‘老公’？但这个世界上有几档事情是能让人遂心如愿的？尤其是能让一个女人遂心如愿的？无奈吧。知足吧。咱们就在这无奈中，知足吧。”说完这段话，她松开了韩起科的手，搂过韩起科的脑袋，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而后，拿起自己的手包，就走了。
韩起科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会儿，听着“薛姐”细软的平跟鞋发出的那悉悉索索声，一点点远去。他是被这番话真打动了，真说服了。但他哪里知道，这位胖胖的“薛姐”今晚并没有把所有想说的应说的都说出来。她跟他说的这些话，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那些，本应说，但又确实不能说。要知道，在婚姻问题上，胖胖的“薛姐”一直是很清醒，很冷静的。她“惊心动魄”地喜欢着韩起科，但她非常明白，韩起科并不属于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并不会接纳这个“傻小子”，这个“小文盲”，这个有过九年大牢生涯经历的人。这个生活圈子既包括她的父母，她父母的战友，战友的战友，也还包括她本人的许多朋友——这些朋友遍布省城的各个重要岗位。他们拥有省城第一家西餐厅，第一辆宝马车，第一张高尔夫俱乐部贵宾卡，第一笔由民营公司做成的外贸生意，第一个由非官方名义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第一位三十五岁以下的省政协常委……他们虽然不一定拥有官方色彩和官方头衔，但都有相当深厚的官方关系。左右纵横。很容易就能把某位省领导的夫人或市委书记的儿子请出来吃饭。他们正在而且必将越来越广泛地深刻地影响这个城市的未来面貌。她的未来是和这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那个圈子里，“执著”有时还需要，而“单纯”，简直就是一个很幼稚很过时的“笑话”了。她曾把自己跟韩起科之间的事，悄悄地讲给一两位当年的女同学听过。这两位女同学现在也在这圈子里活动。她们听了，默默一笑道：“你真行，玩出花样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劝了一句：“玩玩就行了。你不会当真吧？要当真，那可就傻得不能再傻了。”听到她们用“玩玩”形容这种关系，她心里既不舒服，也很不自在。她确信，自己是真的喜欢韩起科。绝对没有半点“玩一玩而已”的意思。但这也表明，自己是绝对没有那个可能把韩起科带进这个圈子去的，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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