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乳肥臀

作者:莫言

上官金童十八岁生日那天,上官盼弟强行带走了鲁胜利。金童坐在河堤上,闷闷不乐地看着河中飞来飞去的燕子。沙枣花从树丛中钻出来,送给他一面小镜子做为生日礼物。这个黑皮肤小姑娘胸脯已经挺起来了,那两只略微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像浸在河水中的卵石,闪烁着痴情的光芒。上官金童说:“你应该留着,等司马粮回来时送给他。”

沙枣花从腰里摸出一面大镜子,说:“这是留给他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镜子?”金童惊讶地问。“我到供销社里偷的,”她悄悄地说,“我在窝铺集上,认识了一个神偷,她收我做了徒弟。小舅,我还没出徒,等我出徒后,你想要什么我就能给你偷什么。俺师傅把苏联顾问嘴里的金牙、手腕上的金表都偷了。”“老天爷!”上官金童说,“这是犯罪的。”沙枣花却说:“俺师傅说了,小偷犯罪,大偷不犯罪。小舅,你反正小学毕了业,中学又捞不到上,索性跟我一起学偷吧。”她颇为内行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指,仔细地研究着,说,“你的手指柔软细长,肯定能学出来。”“不,我不学,我胆小,”上官金童说,“司马粮胆大心细,他准行,等他回来,让他跟你一起学吧。”沙枣花把大镜子藏在腰里,像个成熟少妇一样念叨着:“粮子哥,粮子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司马粮是五年前失踪的,那是我们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阴冷的东北风吹得墙角的破坛子旧瓶子发出呜呜的悲鸣。我们对着一盏孤灯枯坐。风把油灯吹熄,我们就在黑暗中枯坐。大家都不说话,都在回忆埋葬司马库的情景。没有棺材,我们用苇席把他卷起来,像饼卷大葱一样,卷紧了,外边又捆上了十几道绳子。十几个人把这尸首抬到公墓里,挖了一个深坑埋葬。坟头堆起后,司马粮跪下磕了一个头,没有哭。他那张小脸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我很想安慰这个好朋友,但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归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小舅,我要走了。”“你要到哪里去?”我问。他说:“我也不知道。”风把油灯吹熄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一个黑影溜了出去。我隐约感到司马粮走了,但我没有吱声。司马粮就这样走了。母亲抱着一根竹竿,探遍了村庄周围的枯井和深潭。我知道这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司马粮永远也不会自杀。母亲托人四处去打听,得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传说。有人说在一个杂耍班子里见过他,有人说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老鹰啄得面目不清的男孩尸首,有一队从东北回来的民夫,竟说在鸭绿江的铁桥边上见过他,那时,朝鲜半岛战火熊熊,美国的飞机日夜轰炸着江桥……

从沙枣花送我的小镜子里,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自己的模样。十八岁的上官金童满头金发,耳朵肥厚白嫩,眉毛是成熟小麦的颜色,焦黄的睫毛,把阴影倒映在湛蓝的眼睛里。鼻子是高挺的,嘴唇是粉红的,皮肤上汗毛很重。其实从八姐的身上我早就猜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相貌。我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是上官寿喜,而是像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样:我们是那个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私生子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可怕的自卑感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用墨汁染黑了头发,涂黑了脸。眼珠的颜色没法改变,我恨不得剜掉双眼,我想起了吞金自杀的故事,便从来弟的首饰盒里,找了一枚沙月亮时代的金戒指,抻着脖子吞了下去。我躺在炕上等死。八姐坐在炕角摸索着纺线。母亲去合作社里劳动归来,看到我的模样,自然大吃一惊。我以为她会因此而羞愧,但她脸上出现的不是愧色,而是可怕的愤怒,她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起来,连续扇了我八个耳光,打得我牙床出血,双耳轰鸣,眼睛里进火星。母亲说:“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母亲痛打我时,八姐不动声色继续纺线,好像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抽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一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他的面前,他双手倒退按地,把身子往后蹭了一下。看着他,我才明白,人的身高,基本上由双腿决定。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这个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直着眼看着我们,黑色的脸膛上,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他的下腭还是像当年那样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单音:“脱、脱、脱……”两行钻石一样的泪水,从他的金眼睛里流淌出来他把双手从小板凳里摘下来,高高举起来,嘴里“脱脱脱”着,摹仿着,比量着。我马上想到,从那年往东北转移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他是在问询大哑二哑的情况呢。母亲用毛巾捂着脸,哭着进了屋。哑巴明白了,他的头垂在了胸前。

母亲拿出了两顶沾着血的西瓜皮小帽,递给我,示意我转交给他。我忘记了肚子里的金戒指,走到他面前。他仰脸望着我细竹竿一样的身体,悲哀地摇摇头。我弯下腰——突然觉得不合适,便蹲下,把小帽交给他,然后手指着东北方向。我想起了那次悲惨的旅行,想起哑巴背着一个断腿伤兵撤退的情景,更想起了被遗弃在炮弹坑里的孙氏双哑可怕的尸体。他伸手接过小帽,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在辨别凶手或者死者的气味。他把这顶小帽放在双腿间,又把另外那顶小帽从我手里夺过去,粗略地嗅了一下,照样放在双腿间。

然后,在没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用双手走遍了我家的每个角落,正房和厢房,磨屋和储藏室。他甚至到院子东南角的露天厕所里转了一圈。他甚至把脑袋探到鸡窝里观察了一番。我跟随在他的身后,欣赏着他轻捷而富有创造的运行方式。在大姐和沙枣花栖身的房间里,他进行了上炕表演。他坐着,双眼齐着炕沿,我为他感到悲哀。然而接下来的情景证明我的悲哀很是多余。哑巴双手抓住炕沿,竟然使身体脱离地面而慢慢上升,如此巨大的臂力我只在杂耍班子里看过一次。他的头超出炕沿了,他的胳膊嘎叭叭地响着,猛然撑起,便将身体扔到炕上。初上炕时他有些狼狈,但很快便恢复了庄严的坐姿。

哑巴坐在大姐的炕头上,俨然是一个家长,也挺像一位首长。我站在炕前,自我感觉是一个误闯入他人家庭的外来者。

大姐在母亲屋里哭着,说:“娘,把他弄走,我不要他。他有腿的时候我就不想要他,现在他成了半截人我更不要他……”

母亲说:“孩子,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大姐说:“谁请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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