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

作者:莫言

我带着一亩六分地、一张犁、一架耧、一头牛,加入了人民公社。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院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截了信子的鞭炮。莫言误把没截信的鞭炮抢在手里,一声响亮,虎口震裂,龇牙咧嘴,活该活该。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蓦然涌上心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爹,心中颇为不忍。爹坐在那堆铡碎的谷草里,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我忧心忡忡地说:

“爹,您千万要想开啊……”

爹对着我,厌烦地挥了两下手。我走进阳光中,把爹留在黑暗里。互助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散发着“葵花”牌雪花膏的香气。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挂在半截牛角上。牛摆了一下头,纸花被甩落在地。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

“牛要抵人啦!”

她转身就跑,扑进我哥的怀里。我哥冷着脸将她推开,径直走到牛前,拍拍它的脑门,摸摸那根完好的角,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角。

“牛啊,你走上光明大道了,”我哥说,“欢迎你!”

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似乎是火焰,但其实是泪花。我爹的牛,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威风尽失,温顺如猫了。

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并在《红灯记》中扮演了王连举。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你这个叛徒”时,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入社,是对爹的背叛。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

“把我吊到大杏树上吧!”

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社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县的典型,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县的典型,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先是他与我姐日夜企盼着的小常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不久后又传来小常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的消息。小常一倒,我哥的靠山就倒了。

清明过后,东风渐起,阳光和暖,阳气上升,向阳处的积雪融化殆尽,道路翻浆,遍地泥泞。河边的柳树开始泛绿,院子里那棵大杏树上,也显出了花的微弱信息。在这些日子里,我哥焦躁不安,如同一只关进笼中的豹子,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杏树上那个木板高台,是他停留最多的地方。他站在那上边,依靠着黑色的树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因为过量吸烟得了喉炎,便不停地咳嗽,清理喉咙,并毫无教养地往树下吐痰,犹如一摊摊鸟屎从天而降。我哥的目光,迷茫而空洞;我哥的神情,寂寞而惆怅;我哥的处境,孤独而可怜。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我哥的处境愈加艰难,他还想继续排演他的革命大戏,但群众已经不听指挥。几个出身赤贫的老农,对着呆在杏树上抽烟的我哥说:

“金龙司令,您是不是该安排一下农活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工人闹革命,国家发工资;农民要活命,只能靠种地啊!”

说话间,就见我爹挑着两箩筐牛粪,从大门口走出去。新鲜的粪味儿,在初春的天气里让农民们精神振奋。

“种地也要种革命的地,不能只顾埋头生产、不看革命路线!”我哥将嘴角的烟头吐掉,从杏树上一跃而下,落地时没有站牢,狠狠地跌了一跤。老农们上前将他扶起来,他龇牙咧嘴,推开那些老人的手,说,“我马上去公社革委会接受指示,你们都静候着,不要轻举妄动。”

我哥换上了一双高筒雨靴,准备蹬着泥浆路去公社。行前,他站在大院墙外那个临时厕所里小解,与正在那里的杨七不期而遇。因为那批羊皮袄的事,杨七与我哥结下了仇,但表面上,杨七还是笑嘻嘻的。

“西门司令官,这是去哪里?看您这打扮,不像红卫兵,倒像日本宪兵。”杨七笑嘻嘻地问我哥。

我哥捏着生殖器,抖着,鼻孔里嗤哼了一声,表示他对杨七的极端蔑视。杨七依旧笑嘻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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