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夜风已经使人感到有些凉了，像刚饮过满满一瓶冰镇矿泉水的嘴，闹着玩儿似的，迎面朝素徐徐地吹气。
这是秋天偎向北京的最初的迹象，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间的交替，差不多总在夜里进行，而在白天呈现端倪。
素是最后一批离开图书馆的人之一。校园完全的岑寂下来了。两幢六层的学生宿舍楼的窗子几乎全黑了，还亮着的是走廊灯和厕所灯。在那两幢楼里并没有素的一张床位。因为她去年已从这所大学毕业了。当时谋不到职业。
人类早已度过了思想成熟期，因而哲学仿佛变得毫无意义了。偏偏，素读的正是哲学。这是她人生抉择的第一次失误，一次重大失误。
素的家在长春。父亲是国企工人，在她是初中生时下岗了；在她是高中生时病故了。父亲病故之后，母亲也失业了。母亲做钟点工的微薄而又不稳定的收入，是母女俩惟一的经济来源。如果五年前她第一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那么以她的考分，是不至于落个学哲学的下场的。她当年那么自信，所有志愿报的都是北京的大学。她有一个人生的既定方针——立志要成为北京某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进而成为北京人，成为北京某大公司的白领小姐；之后将从未到过北京的母亲接到北京，和自己相依为命。素是那么的爱她的母亲。她明白，为了供她上大学，患有肾病的母亲一直舍不得花钱看病，甚至舍不得花钱买些较便宜的常规的药。母亲是在为她撑着活，撑着做钟点工。正因为她明白这一点，报答母亲的决心就下得大而沉重。仿佛将来不成为北京的一名白领小姐，不使母亲得以在北京，而是在中国别的城市安度晚年，算不上报答似的。当然，在素的这一种执著的意识中，也有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追求。对于她，北京是中国的纽约；是中国的巴黎；是中国的外国；是中国的西方世界。升入高中以后，中国的一概其他城市，便已容不下她的追求和憧憬了。上海也曾是她向往的城市，广州也不错，深圳也行，但都是她退而求其次的打算。北京，只有北京，才是她人生的战略目标。高中的素，是那类学习能动性极强的极刻苦的女生。玩儿在素的字典里是犯罪的同义词。早恋什么的对于素是最最可耻之事。无须谁向她的头脑中灌输如上理念。母亲从来也不必督促她好好学习。倒是常常心疼太过用功的她，怕她累病了。是她头脑中自行生长出如上想法的。总之，“响鼓无须重捶，快马何必鞭催”一句老话，形容素是最合适不过了。她既是如此这般的一名女生，男生们则很识趣地敬而远之。女生们则视她为一台性情孤怪的应试机器而已。那一年是高考的高峰年。按往年成绩本可以进清华北大的考生，十之七八未能如愿以偿。本可以喜上眉梢地考入北京的考生，纷尝遗憾沮丧之果。正在素终日盼望消息坐立不安的日子，她的班主任老师亲自到家里来通知她——北京某重点大学可以录取她，但前提是她放弃已报的专业，服从该校专业调配。
老师还说，其实“吉大”也对她这一分数线的考生感兴趣。倘她愿做一名“吉大”的学生，老师可以替她去疏通，并且能保证她读一门符合志愿的学科。
她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去北京!”
于是她就成了北京那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学生。
大学的素，一如高中的素，没有一丁点儿玩儿的激情，也没有多了任何一种爱好。初中的她和高中的她，只有一项爱好，那就是独自散步。大学的素仍只有这一项专利更属于普遍的老人们的爱好。其实她不喜欢哲学。教授副教授们在课堂上的侃侃而谈对于她如同催眠曲。而大师们曾深刻地影响过世人的种种思想要义以及“纯逻辑之美”，在她听来像高级的玄辩。尽管如此，她仍是一名学习刻苦且成绩优秀的学子。实际上素已从少女时期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普通人的哲学，比普通人的哲学还要接近真理的穷人的哲学。那就是简单明白通俗易懂一句顶一万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生存的哲学，实用主义的哲学。倘谁过分认真，从她的头脑里掏出了这一种哲学，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她辩论说她一心上大学已经脱离了她的人生实际，她应该早早地就参加工作的话，那么大错特错了。素一定会平静地回答道：“那是一个高中之后只有五年生命的人的实际选择。”如果对方不懂她的意思，那么她接着会一一道来——她眼见多次没考上大学的一届届的高中生，尤其女生，其人生五年以后一败涂地。将来的五十年完全没了什么亮色。而即使在五年中，活着的状态也不过是靠着人生短暂的花季为资本。除了极少数容貌姣好的，可指望嫁给富有的丈夫做专职之妻，大多数连嫁人都成了问题。在这一点上，城里的姑娘和乡下的姑娘的命况是不尽相同的，甚而是截然相反的。一般乡下姑娘并不愁连做人媳妇的资格都丧失了。十六七岁的乡下女孩儿进城打工，抑或做小阿姨，五年至八年间总是会攒下一笔钱的。靠了那一笔钱她可以回乡下选个意中郎，嫁个好人家。而一个没有稳定职业却只有高中学历的城市女孩儿，到了该嫁人的年龄，倘其貌平平，那就越发地在城市里显得多余了。城市留给她们干的工作是越来越稀少了。连小饭馆老板雇服务员，也宁可招用比她们乖顺，年龄又比她们小的乡下女孩儿。何况后者们的要求不高，二三百元就肯干。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城里小伙子，有勇气娶一个没有学历，因而找工作难上加难的城里姑娘为妻。那样组成的一个小家庭，夫妻间的感情怎么长也长不过三五年去。三五年后，就过不下去了……是的，素认为，只有高中学历，在乡下而论文化程度不低，在城市却几乎等于没有学历，甚而几乎等于没有文化可言。素在高中时，便冷静而敏锐地看清了这一种新的城乡差别。学历，而且最低是大学的，倘无它，在将来的中国，几乎就没有了保证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五十年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甘于过贫穷到极点，需时常向社会伸手求助的生活，也并非不可能。但人生落到那么一种地步，活着不就没什么意思了吗?比起许多同龄人，素其实是看问题较深刻的。这是一种本能的深刻，一种贫家女的深刻。她对自己之人生，以及对现实冷静而敏锐的看法，使她感到自己在大学哲学系所学的那些知识，都更像是提供给富人们闲来无事想着玩儿的精神奢侈的方式。有次下了课，她以一副极其认真的模样请教正迈下讲台的教授：“老师，梦想着买一匹马减轻自己的辛劳，而却没钱买得起一匹马的农民，白马也不是马吗?”
年轻的思想家，那么惯于俯视人世间一切现象的哲学教授，被问得一愣。
整整那一堂课，他滔滔不绝地指导学生怎样论证两千三百前的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而那是他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的论文，也是他被公认的讲得最精彩的课目。
素站在他面前，平静地期待着回答。
到底不愧是哲学教授，他略一思考，回答道：“所以那样的农民活两百岁也成不了思想家。”
他正暗暗得意于自己的机智，不料素又问了一句：“所以公孙龙的哲学才显得似乎很高级是吧?”
……
从那以后，在他的课堂上，只要素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望着他，他自己的目光就有点儿不知该望向哪儿了，并且会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然而，素听说，当别人问他，他的学生中哪一个最有思想时，他脱口而出的是她的名字……
今天晚上，素从八点到图书馆清馆，整整三个小时里读的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做哲学系学生的四年里，她一次次接触过尼采这个具有四分之一波兰血统的德国人的名字，也听那位曾指导学生们怎样论证“白马非马”的哲学教授在课堂上情绪亢奋地高声朗读过尼采的所谓“诗性哲学”。她听了困惑不解，觉得那也算是哲学的话，那么世界上各国的精神病院里，一定关着不少哲学家。教授颂扬尼采乃是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所用盛赞之词，仿佛一百年内全世界出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是奇迹，是人类的荣幸。而她当时觉得教授对尼采的热情是有那么几分病态的。他说“最伟大的”四个字时，目光无意中与素的目光一对。实际上素一直在注视着他。素看出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于是她赶紧将目光望向别处，免得使他不自在。素认为，大学老师和高中老师和初中老师相比，虽同为老师，但心理区别很大。高中老师和初中老师的学问肯定没有大学老师那么广博，但普遍的他们和她们没有卖弄的毛病。因为卖弄是提高不了升学率的。提高不了升学率，再怎么也证明不了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学水平不能得到硬性的证明，教学资格就会受到怀疑，甚至被动摇。而且，高中老师和初中老师们，也许比大学的教授们副教授们要无私得多。前者们巴不得自己最差的学生也能升入重点高中进而高考时榜上有名。所以他们在教学方面不遗余力，恨不得有一分热发十分光。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些只会教死书死教书的典型的刻板的教书匠。但出发点委实是为着学生们的。为学生们中考顺利过关，高考如愿中第。而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们则不然，他们不带班，没有升学率的硬性指标压迫着心理，完成了规定课时，便完成了教学任务。所以对学生少有高中老师初中老师们那一种息息相关似的责任感。尤其文史哲三大传统文科的教授先生副教授先生们，往往几十年如一日，讲义是不曾变过的。即使有所变，主观色彩也大得很。从古至今，从中到洋，每凭个人好恶，自成一家，率性发挥，偏见歧见，曲解误解，充斥课堂。或以仁谤智，或以智诽仁，每口出诮言，且仿佛天下第一见识，第一高论，从中获得很强烈的自我欣赏和希望被欣赏，自我崇拜和希望被崇拜的快感。所以，常常难免的在思想和观点上赶时髦，现抄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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