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

作者:刘心武

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扑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锃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做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做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做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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