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着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纔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纔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懮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阿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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