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了开封，又成了这座古城的房客。
在H大学校园的西一斋，父亲还拥有一间书房。他坐在久违多年的电灯下，对爱迪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每晚都要充分享受乃至近乎于掠夺爱迪生发明的光亮，直到深夜仍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在战时飘泊中完成的讲义，已经以《文学新论》为书名，由世界书局出版。他又在自己搜集的四百多种、六十万言的鼓子曲词中取其精华，自费印刷《鼓子曲存》一千册，分赠给曾经向他提供曲稿的同好与南阳所属各县民众教育馆。还有三百三十多种鼓子曲谱，准备在完成名曲《劈破玉》合成曲谱的翻译后，以《鼓子曲谱》为书名自费出版，同时继续抓紧了对鼓子曲进行理论阐释的《鼓子曲言》的写作。
自费印刷《鼓子曲存》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我家的伙食质量大为下降，还欠了一笔外债。我的直接感受是，我上了初中，父亲竟然不能给我买一支“自来水”钢笔，又不屑于买据说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蘸水钢笔，我必须用毛笔书写英文作业而受到英文教师的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父亲说：“你对他们讲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是把英文书写纳入中国书法艺术之堂奥嘛！”母亲问：“所欠外债如何归还？日后印刷《鼓子曲谱》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父亲说：“从我日后出版《鼓子曲言》的稿酬中来。那时候，斑儿的中国式英文书法想必练得差不多了，我会送给他一支西弗利或是一支派克金笔呢！”
我在毛笔的艰难跋涉中受到光明前途的鼓舞，继续在嘲笑声里咬紧牙关用纤细的徽州狼毫曲曲敛敛、勾勾画画地练习“中国式英文书法”，英文练习簿也由比较贵重的道林纸改为价格低廉的白麻纸，毛笔与白麻纸相得益彰，英文教师终于从中看出了味道，说：“Wonderful ! 多么古朴，多么典雅，多么他妈妈的别有一番穷趣呀！”
母亲让我们五个从十六岁到六岁的子女阶梯般排成一列横队，立正、看齐、报数，目光从我们身上扑扑闪闪扫过去之后，接着就潸然落泪，说：“这就是我抗战八年的胜利成果，可是，我老了！”算起来，那一年母亲也不过三十六岁，只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早已没有精力教书，别人已经不再叫她“孟老师”，而是叫她“张太太”了。
母亲第一次被称为“张太太”，是在小镇潭头。母亲辞去嵩县嵩英中学的教职，随父亲来潭头专司家务。别人叫了她一声“张太太”，她曾为此满脸通红，惆怅终日。她就跟一群教授太太联合起来，争取到了为民众服务的权利，比如，她们把不知番茄为何物的一大群农妇带到园艺系的试验田里，当场摘了一堆番茄，进行了生吃番茄的示范，并让大为惊讶的农妇品尝了番茄炒鸡蛋的美味。这批农妇就给番茄起了一个亲切友好的名字叫“洋柿子”，都成了在各自的小片菜地里争种“洋柿子”的带头人。接着，为了打破农民认为蝗虫是“神虫”的迷信，母亲又在关帝庙前支起油锅，与教授太太们进行了大嚼油炸“神虫”的竞赛，观者如堵。母亲宣传说，蝗虫的蛋白质和母蝗的腹部脂肪都优于猪肉和牛羊肉。这时她勇猛地吞食了一只油炸母蝗，连连咂着嘴说，好吃，好吃！又问听讲的农民，何不把蝗虫统统吃掉反而任其糟蹋庄稼呢？农民似乎付不起食用蝗虫要用油炸的昂贵代价，却看到大嚼“神虫”者没病没灾，都在大清早乘蝗虫翅膀上沾着露水飞不起来的时候，起而用破鞋底围歼蝗虫，战果辉煌。母亲与教授太太们受到了鼓舞，向民众进行科学启蒙的热情大为高涨，又取得生物系的支持，抱着一个显微镜访问农户，让民众在显微镜下看见了成群结队游弋在生水中的杆状、蝌蚪状小虫。还有一只苍蝇的一条大腿，也赫赫然露出了多毛的狰狞。不少农民从此改变了喝生水的习惯，而且学会了用生石灰杀灭粪坑里的蛆虫。母亲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是，此后就开始了“饥饿体验”而不曾遇到蝗虫。观察苍蝇大腿的显微镜也经历了潭头的劫难而下落不明。
母亲回到开封以后的状况似乎并没有改观，楼梯台阶一样渐次升高的五个子女，无时不在提醒她作为“张太太”的不可变更的身分。母亲开始变得易怒，跟父亲吵架说：“我们不是追求个性解放吗？不是要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它们，反而把自己的个性也给弄丢了，难道我只能是你的一个符号吗？”父亲说：“让我变成你的符号好不好，比如，就叫我孟老师的先生！”
母亲即使作为父亲的“符号”，也好像受到了宛儿姨的威胁。
已经从郾城回到开封的小姨说，又是在龙亭公园，她亲眼看见父亲和宛儿肩并肩地坐在柳阴下。草地上绿草如茵而不如芒刺和针尖，使他们坐得十分安适牢靠，露出十分缠绵的样子、十分晕乎的表情，还有十二分感伤的泪珠儿挂在宛儿的脸上。宛儿的脑袋甚至是旁若无人地歪靠在父亲十分乐意接受的肩膀上，很久很久，两个人又践踏着无辜的青草，融入古城墙的阴影。这几乎是八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张老底片的翻版。小姨愤愤不平说：“这个宛儿还不到三十岁，好比一株亭亭玉立的晚香玉。我二姐不老也叫她比老了哩！”
父亲又在急头怪脑地分辩：“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与宛姑娘一起从死神手中‘收复’了一块极其重要的文化‘失地’，知道吗？宛姑娘已把《劈破玉》的‘工尺谱’全部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为之断断续续付出八年代价的一项工作，在《劈破玉》进行十多种管弦乐器的合成演奏以后，就可以宣告完成了。这是以两位老人最后的生命为代价的呀！柳二胡琴强撑着老弱残躯，口授了最后一段旋律，就在连天炮火中溘然长逝。宛姑娘的父亲也在病床上苦苦等待女儿的归来，把他记录的‘工尺谱’交给女儿，也撒手人寰，乘鹤归天了。宛姑娘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抓紧译完了曲谱，眼下还在为我张罗《劈破玉》的合成演奏，难道我不可以陪她散散步、谈谈心，对她表示感谢或是用我的肩膀给她提供一点儿短暂的安慰吗？再说，女师就在午朝门外，是紧挨着龙亭公园的，不到龙亭公园散步，难道要我去鼓楼街、相国寺的车马人群中磨擦生电、磨擦生热、磨擦生气去！”
母亲对于小姨所表述的景象与父亲的雄辩，采取了“三不”主义——听而不闻、不屑一顾、不置一词，却暗自接受了豫东鹿邑中学的聘请，趁父亲正在大学校园的书房里忙于他的总也“劈不破的玉”，带上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位照料弟弟的干娘不辞而别，到五百里以外的豫皖边境教高中国文，当“孟老师”去了。我刚刚上了初中，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成了各自学校的寄宿生。
我十一岁了，偶尔在梦中找不到厕所，就会在床上画出篇幅较大的世界地图而引起寄宿生们的惊叹。他们甚至在我的地图上找到了欧罗巴洲和阿非利加洲，如果那一天我仅仅画了一个小小的海南岛就幡然醒悟，他们都会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敦促我务必再接再厉。我就把叠印着各种地图而散发着不良气味的铺盖卷儿背到父亲的书房，赖在那里不走了，后来被校方以“不便说明的原因”特许为走读生。父亲在书房的里间增加了一张小床，在小床的单子下边垫了一块隔水的油布，每夜让闹表把我叫醒一次。
我开始心怀初中生的鬼胎窥视父亲，时常在放学回来时发现宛儿姨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并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果他们正在讨论五线谱上密密麻麻的蝌蚪，宛儿姨也会停下来，递给我一卷“黑虎牌”糖果或是一包五香花生米。如果她不在父亲的书房里，我会用鼻子找到她遗忘在书房里的气味，那是一种淡淡的含有苦艾味的“冷香”。
我也有心怀叵测的时候，试图发现足以使母亲恼火或是引起母亲嫉妒的一些迹象。一天傍晚，当宛儿姨到来的时候，我假装到校园里玩耍的样子，像奸细一样蹑手蹑脚绕到书房外边的窗下。窗下有葡萄架的青藤和蛐蛐儿的歌唱。我趴在青藤下边，咬牙忍受着蚊虫的叮咬，窃听了父亲与宛儿姨的全部谈话。
父亲说：“都准备好了吗？”
“乐手终于凑齐了。”宛儿姨说，“都是女师、艺师和幼师班的女孩子，她们对《劈破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演练一两次，就可以合成了。”
“难为你了！宛儿妹，我盼望着合成演奏的日子，这是我盼望多年的日子，可也是一个使我害怕的日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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