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作者:张一弓

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

我很快便发现,杨锁就是在管理尿桶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他没把每个夜晚都会装得溜溜满的四桶尿倒进收容院的粪坑,而是暗自交给一个与收容院为邻的农民,农民就会塞给他一块轧过油的豆饼甚至是比豆饼高一个等级的花生饼或芝麻饼。晚上睡觉时,我可以看见他用线毯蒙着头,线毯下边发出像老鼠咯咯吱吱磨砺牙齿的声音。黑暗中有沉重的香气弥漫开来。但我心中惭愧,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与他有福同享地磨砺牙齿。他把一块芝麻饼从线毯下边塞过来时,我也宁愿沉浸在“饥饿体验”里,裹紧了我的线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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