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八年那个遥远的夏季，齐楚所以能够进入一个四岁幼童的记忆，仅仅因为他手中“噼里啪啦”地摇着一把破芭蕉扇。堂舅告诉我，在他摇着芭蕉扇的时候，他和大舅已经盯住了国民党一个排的溃兵，准确地说，是盯住了四十多个溃兵的四十多条“捷克式”步枪，再加上两挺特别诱人的重机枪。这群溃兵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徐州战场上惶惶地爬过来，到了杞地就把一个村庄里的祠堂当成了老巢，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人捎信说，土匪头子大老李给这群溃兵的麻排长捎话，让他把溃兵拉过去，许给他一个副司令。麻排长正跟大老李讨价还价，眼看就要随大老李落草了。
晚上，齐楚与我大舅在客房相对而坐，芭蕉扇“噼啪”作响，一直扇到了鸡叫头遍。我三姥爷来了，问他：“小殿章，你的扇子扇得急，你是有事瞒着我了！”齐楚说：“我和诚弟盯上了一群溃兵的武器。”大舅说：“愁的是没有那么大的荷叶，包不了那么大的粽子！”三姥爷坐下来，说：“我这里有荷叶，先礼而后兵么！”三个人又唧唧哝哝说了一阵“鸟语”，齐楚的破扇子就“啪”地一响，说：“好，就听三老师的！”
次日下午，大舅和齐楚陪着麻排长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了客房院。兵们用枪托赶来了一头一蹿一跳的黄牛，枪刺上挂着鸡的叫声。山羊却表现着一如既往的温顺，一声不吭地被拴在那棵拴过骆驼的牲口槽上。大舅脸色阴沉，齐楚却忽闪着芭蕉扇，向麻排长赔着笑脸，像一个惟恐丢了饭碗的教书先生。
三姥爷在这时走进了我的记忆。但我想不起三姥爷身上有前清“拔贡”或是高等法政学堂留下的任何痕迹，只记得他长得像杞地农民一样墩实健壮，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庞，两鬓霜雪而红光满面，只是他那双圆环眼里的内容与农民不同，有牛的善良，也有虎的威风；有黑沉沉的智慧，也有闪亮的锋芒。我望见他走出客厅，向满院子士兵打着招呼。周奶就连忙把我抱走了。
周奶的老伴——当年在客房院当差的老人告诉我，三姥爷迎上前说：“辛苦了，麻排长！”兵们轰然大笑，说：“我们排长脸皮麻姓氏不麻，他姓孙，是孙排长。”孙排长骂骂咧咧说：“这里的野百姓耍贫嘴，张口闭口叫我麻排长，把我的军威也给叫跑了！”三姥爷说：“对不起，误会了，请孙排长原谅！”麻排长斜睨着齐楚和大舅，说：“我姓孙可不是当孙子的孙，是国父孙中山的孙！”三姥爷说：“好，我就喜欢孙中山先生的孙。听说孙排长要带着弟兄参加游击队，留在杞地抗日，这是杞地的幸事！请贵部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为弟兄们接风洗尘。”麻排长说：“那好，弟兄们这辈子的给养就全靠你老庄主了！”三姥爷说：“一言为定，只要你们留下来抗日，给养我包了。”
客厅里摆了酒席，麻排长却不落座，让大舅和齐楚领着他进了游击队居住的二进院。他望见游击队员们手中没有枪支，兜里却插着钢笔，就露出啼笑皆非的样子，“这哪像部队？一群留着小分头的学生仔加上几个穿长衫的教书匠，打仗都是好样的肉靶子！”又说，驻防怎么没有驻防的样子？就在游击队驻扎的二道门外和客厅门前各派了两个岗哨，才走进客厅说：“好了，二位，咱喝着说着，就说说小蛇怎样吞大象！”
那一天，大舅表现了从未有过的耐心，为了表示真诚合作的愿望，特意解下武装带挂在身后的衣架上。三姥爷陪了三杯酒，说：“你们年轻人吃着喝着说着热闹着，我老了，不胜酒力，就不坐在这里碍事了。”齐楚忙着给孙排长斟酒夹菜，三姥爷丢下一个眼色出了客厅。
院子里也摆好了几桌酒席，兵们把枪支架在树下，就一哄而上，等不及当差的倒酒，已经在自斟自酌，猜拳行令。客房窗口里，学生们的眼睛像乌溜溜的弹丸瞄准了士兵。三姥爷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向兵们敬了酒，就进了堂舅屋里，说：“不能大意，要侍候好这群‘丘八’，这是一群坏孩子！”
院子里，一个满嘴油腻的“丘八”斜睨着学生们住的客房，唱道：
“南边来了个洋学生，
嘴里噙着‘哈德门’。
有心问他要一根，
就怕丢了人！”
兵们大笑。
当差的慌忙对堂舅说：“当兵的要烟吸呢！”
堂舅就拿了几盒香烟跑出去，给兵们散烟。
三姥爷始终用悲悯的目光望着窗外的士兵，自言自语说：“不要流血啊！”
从正门出去的堂舅，却从屋后通向花园的暗道里匆匆走来，“爹，大老李回话说，三老师给我打招呼是看得起我，麻排长那四十多条枪我就让给游击队了，算我大老李也‘爱国’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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