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同样一个干燥憋闷的夏天，1999年的夏天，小侉子再一次来到了太原。这时的太原已经不是小侉子梦境中的那个太原。走过的道路在哪里？路边的绿椅在哪里？公共汽车站——通往山西大学的那辆公交车又在哪里？那些煤车、脚夫在哪里？世事而非已然当然。一切，一切皆为虚无就皆为虚无吧。小侉子是来太原出差的，大学毕业了，结婚了，生子了，工作了，她走进了一个虚构材料和信息作祟的时代。大理石可以是油漆过的木料，银光闪烁如群星的花岗岩实际上是石膏。新东西必须看起来古色古香；宋代庙堂的梁柱被修建在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口；电子产品和家电产品的工厂修得像蓬皮杜现代艺术馆或者是中世纪的古堡，新建筑修得像明末的遗老遗少或古楼兰废墟。人们努力维护着历史的联想：公检法办公楼看上去更像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市民的火柴盒似的板楼此起彼伏，在红领巾或八一公园，你可以看到路德式长凳、熊猫造型的垃圾筒和一块块靓女酷男化妆品、饮料及政治宣传广告牌。水泥森林如货币一样，渗透到城市的每一块地方。人们都拼命制造着现代化，到处是超市、商场、酒店以及高架路。出差之前，完全是不经意地打开抽屉寻找身份证，小侉子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张白纸片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不知道要过多少年，人类才发现一对锦鸡和两天同是数字2的例子。
当时，心也动了一下，可等小侉子到了太原，办完公事，她突然冒出来再去见一面江远澜的念头，说不出这念头是好是坏，说不出这念头是怎么滋生出来的，小侉子只想告诉江远澜她大学毕业了，结婚了，生子了，当然，还工作了，当了个小科长，她是坐飞机来的。
当小侉子再一次走进数学系的大楼，敲开一楼左手甬道第三个门时，掀开薄薄一层布帘子的是一位年轻长满粉刺的男子，当小侉子提到江远澜的名字时，那人茫然地摇头，小侉子赶紧提到二十年前江远澜就住在这间房。那位年轻的男子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最后，他坚定地摇摇头。小侉子马上提出：“你能带我去见一下你们数学系的领导吗？”这回，男子爽快地答应了，又绕了两三栋楼，小侉子随那位男子来到了大学的家属区，又拐了几道弯，小侉子来到了一幢简易的砖楼门前，听到敲门声来开门的是一位几乎头发全白的老头，他身后探出一张齐耳短发的中年已过的女人的脸，那张脸和小侉子的脸只是闪了一面，却让小侉子觉得在哪儿见过这张脸，熟悉这个女人似的。小侉子定了定神，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说：“我是江远澜的学生，请问他现在在哪儿？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刚才在路上，小侉子已经打听到她来找的这位数学系主任姓刘，所以，小侉子客气道：“烦请刘主任告诉我一下江远澜老师的情况好吗？”
“你是他什么时候教的学生？”
“在喜城中学。”
“你叫？”
“唐小丫。”
如此答对，刘主任的脸一下子暗了下来，他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他的嘴巴啧啧……啧响着，他为难地两个手搓过来搓过去，倒是他的夫人，那位剪着齐耳短面但烫成方便面花纹，又称穗花烫的女人朝小侉子招招手：“进屋，进屋，坐下说，坐下说。”
“他出国了？回广东教书了？是调到别的大学了吗？”小侉子边往屋中走边问，她问得又急又快，待她坐下来时，那女人突然幽幽地冒出来一句：“他死了。”
“死了？江……江老师他死了！”
刘主任说江远澜死了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也是夏天，才新婚燕尔第四天的江远澜神经病似的对从刚从娘家回门来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说他离婚是比生命更紧要的事情，他说他不能白吃一辈子比冰雪晶莹，比珠贝晶莹，如数学晶莹的大米，他惟有离婚才能让生命晶莹！蜜月的第七天，江远澜在上大课时，突然喷射性呕吐，一头栽倒在讲台上。入院的第三天，查出他得的是脑癌，而且是在恶性中最严重的那种，他的脑癌中的癌细胞用医生的话说就像水一样四处横流，属于弥漫性脑癌，所有人都劝他不要离婚了，包括为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新婚妻子。无奈，江远澜拒绝治疗，歇斯底里一瓶瓶地把酒当水喝，逼着我们用担架抬着他去离婚。唉，一言难尽，江远澜是在他蜜月的第24天解除的婚约，他去法院签字时，是我和系里的老王背他去的，那真是命若游丝，他身子软得连笔都抓不住了，还是我和老王抱着把着他的手在离婚书上签的字，弥留之际，他嘴里说过一次“小洋囡囡”，说过几次“小侉子”，在场的人相互觑视，不知道他喊的是谁。不知道，唉，大家也信他说的不是胡话，因为他让把遗物交给他喊的人，谁不想完成死者的心愿，可谁知道“小洋囡囡”是谁？“小侉子”又是谁？天晓得啊！他连蜜月都没度完就死了，他死的那天下着瓢泼大雨。
翌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小侉子来到了江远澜的墓地。初升的阳光晃得小侉子眯缝着眼去看写在墓碑上的大字：
墓碑的正面右上方写着：
江远澜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八，逝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享年48岁。
墓碑的正中央是四个大字：
一生如零
墓碑的左下方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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