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书田和胡玉音两个五类分子，每天清早罚扫青石板街，已经有两三个年头了。两人都起得很早。他们一般都是从街心朝两头扫，一人扫一半。也有时从两头朝街心扫，到街心会面。好在青石板街街面不宽，又总共才三百来米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当镇上的人们还在做着梦、睡着宝贵的“天光觉”时，他们已经挥动竹枝扫把，在默默地扫着、默默地扫着了。好像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在他们的竹枝扫帚下，一个接一个地被扫走了，又被扫来了。
秦书田扫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大约跟他当年当过歌舞剧团的编导有关系。他将扫帚整得和人一般高，腰杆挺得笔直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着扫帚就和舞蹈演员在台上握着片船桨一样，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两脚则是脚尖落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也像在舞台上合着音乐节拍滑行一般。由于动作轻捷协调，他总是扫得又快又好，汗都少出。而且每天都要帮着胡玉音扫上一长截。胡玉音则每天早晨都是累出一身汗，看着秦
癫子挥动扫帚的姿态感到羡慕。这本是一件女人要强过男人的活路。
说起秦癫子这些年来的表演，也是够充分的了，令人可鄙又可笑。在“四清”运动时，他是本镇大队五类分子里被斗得最狠的一个。之后，改组后的大队党支部征得工作组的同意，继续由他担任五类分子的小头目。这叫以毒攻毒。只是在他的“右派”一词前边还加上“铁帽”二字，意思是形容这顶帽子是不朽的，注定要戴进棺材里去。千万年以后发掘出来做文物，让历史学家去考证，研究撰写二十世纪中下叶中国乡村阶级斗争的学术论文。好在秦癫子没有成过家，没有后人。要不，他的这笔政治遗产还要世代相传呢。就是秦癫子自己也懂得：运动就要有对象，斗争就要有敌人。每村每镇，不保留几只死老虎、活靶子，今后一次次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怎么来发动，拿谁来开刀?每次上级发号召抓阶级斗争，基层干部们就开上几次大会，把五类分子往台上一揪，又揭又批又斗，然后向上级汇报，运动中批斗了多少个(次)阶级敌人，配合吃忆苦餐，忆苦思甜，教育了群众，提高了觉悟等等。有些五类分子死光了的生产队，就让他们的子女接位，继续他们的反动老子没有完成的职责。要不，你叫基层干部、贫下中农怎么来理解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理解，又怎么来抓这一头等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广大的乡村，基层干部们都拿工分不拿薪金，谈不到什么“走资派”、“资产阶级代理人”。基层干部、社员群众只能从五类分子及其子女身上，来看待、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延续性，来年年唱、月月讲、天天念。要不然，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又怎么讲?谁又讲清楚过?老天爷!诚然，土地改革后在广大乡镇进行的历次运动中，也曾经重新划分过阶级成分。可是生产资料公有了，不存在私有制人剥削人的问题了，就以伸缩性极大的政治态度为依据。但仍然存在着遗产的继承问题，即各个阶级的子孙世袭上辈祖先的阶级成分问题……唉唉，子孙的问题就留给子孙去考究吧。如果祖先把下辈的问题都解决了，子孙们岂不会成为头脑简单、无所作为的白痴?危言耸听，不可思议。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看看铁帽右派秦癫子这些年来的各色表演吧。
一九六七年，正是红色竞赛、“左派”争斗的鼎盛时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五类分子的家门口，都必须用泥巴塑一尊狗像，以示跟一般革命群众之家相区别，便于群众专政。就跟当时某些大城市的红五类子女佩红袖章当红卫兵，父母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子女佩黄袖章当“红外围”，黑八类子女佩白符号当“狗崽子”一样。本镇大队共有二十二个五类分子，必须塑二十二尊狗像。这是一项义务工，没有工分补贴，自然就又派到了能写会画的铁帽右派秦癫子头上。秦癫子领下任务后，就从泥田里挖上了一担担粘泥巴，一户五类分子家门口堆一担。这简直是一项艺术性劳动。每天都有许多人围观、评议、指点。他兢兢业业，加班加点：不出一月，二十二户五类分子家门口，就塑起了二十二尊泥像。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每尊泥像下边还标出每个黑鬼的名号职称，并多少具备一点那分子的外貌特征。这一时成了本镇大队的一大奇闻。大人小孩自动组织起鉴赏、评比。一致认为，以秦癫子自己屋门口的狗像塑得最为生动，最像他本人形状。
“癫子老表!你家伙自私自利，把功夫都花到捏你自己的狗像上!”
“嘿嘿，不是自私自利……最高指示讲，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当然是我自己最熟悉我自己哕，也就捏得最像啰。”
但秦癫子的“艺术性劳动”有个重要的遗漏，竟忘了在老胡记客栈门口替年轻的富农寡妇胡玉音塑一尊泥像。这一“阴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人发觉，立即对他组织了一次批斗，审问他为什么要包庇胡玉音，和胡玉音到底有些什么勾结。他后颈窝一拍，连忙低头认罪，原来他只是记下了本镇大队五类分子的老人数，而忘记了“四清”中新划的富农。他嘴巴答应以实际行动悔过，却又拖了好些时日。不久上级就传下精神来，对敌斗争要讲质量和政策，对五类分子要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不要流于形式。因此，老胡记客栈门口才一直没有出现泥像。胡玉音对秦书田自是十分感激。据说秦书田挨批斗那晚上，她躲在屋里哭肿了眼睛。秦大哥是在代她受过啊，救了她一命啊。要不，她见到自己门口的泥像被小娃娃们扯起裤子尿尿，真会寻短见的。
虽说上级文件上要求不搞形式主义，但每次五类分子游街示众，黑牌子还是要挂，高帽子也是要戴。芙蓉镇地方小，又是省边地界，遥远偏僻。听讲人家北京地方开斗争大会，还给批斗对象挂黑牌，插高标，五花大绑呢。有些批斗对象还是大干部、老革命呢。北京是什么地方，芙蓉镇又是什么地方，算老几?半边屋壁那么大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火柴头大的一粒黑点呢。不用说，本镇大队二十三个五类分子的黑牌子，又是出自秦癫子的高手。为了表现一下他大公无私的德行，他自己的黑牌子特意做得大一点。他在每块黑牌上都写明每个五类分子的“职称”，“职称”下边才是姓名，并一律用朱笔打上个“×”，表示罪该万死，应当每游街示众一次就枪毙一回。他这回又耍了花招，“新富农分子胡玉音”的黑牌没打红又叉。好在人多眼杂眼也花，他的这一“阴谋”竞也一直没有被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所发现，蒙混过了关。摆小摊卖米豆腐出身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每回游街示众时都眼含泪花，对他的这番苦心感恩不尽。同是运动落难人啊。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点儿春天般的温暖。
镇上的人们说，秦癫子十多年来被斗油了，斗滑了，是个老运动员。每逢民兵来喊他去开批斗会，他就和去出工一样，脸不发白心不发颤，处之泰然。牵他去挂牌游街，他也是熟门熟路，而且总是走在全大队五类分子的最前头，俨然就是个持有委任状的黑头目。“秦书田!…‘有!”“铁帽右派!”“在!”“秦癫子!”“到!”总是呼者声色俱厉，答者响亮简洁。“一批两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各大队的五类分子也被带到大会会场示众，一串一串的就像圩场上卖的青蛙一般。示众之后，他们被勒令停靠在会场四周的墙角上接受政策教育。可是后来大会散了，人都走光了，芙蓉镇大队的二十三名五类分子却被丢弃在墙角，被押解他们来的民兵忘记了。严肃的阶级斗争场合出现了一点儿不严肃。可是当初宣布大会纪律时有一条：没有各大队党支书的命令，各地的五类分子一律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以破坏大会论处。这可怎么好?难道真要在这墙角呆到牛年马月?后来还是秦癫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同类们站成一行，喊开了口令：“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报数，稍息!”紧接着，他煞有介事地来了个向后转，走出两步，双脚跟一碰，立正站定，向着空空如也的会场，右手巴掌齐眉行了个礼，声音响亮地请示说：“报告李书记!王支书!芙蓉镇大队二十三名五类分子，今天前来万人大会接受批判教育完毕，请准许他们各自回到生产队去管制劳动，悔过自新!”他请示完毕，稍候一刻，仿佛聆听到了谁的什么指示、答复似的，才又说：“是!奉上级指示，老实服法，队伍解散!”这样，他算手续完备，把大家放回来了。
大清早，雾气漾漾。芙蓉镇青石板街上，狗不叫，鸡不啼，人和六畜都还在睡呢，秦书田就拖着竹枝扫帚去喊胡玉音。彼此都是每天早起见到的第一个人。他们总要站在老胡记客栈门口，互相望一眼，笑一笑。
“大哥，你起得真早。回回都是你来喊门……”
“玉音，你比我小着十把岁，哪有不贪睡的。”
“看样子你是晚上睡不大好哕?”
“我?唉，从前搞脑力劳动，就犯有失眠的毛病。”
“晚上睡不着，你怎么过?”
“我就哼唱《喜歌堂》里的歌……”
提起《喜歌堂》，他们就都住了口。《喜歌堂》，这给他们带来苦难、不幸的发灾歌……渐渐地，他们每天早晨的相聚，成了可怜的生活里的不可缺少的一课。偶尔某天早晨，谁要是没有来扫街，心里就会慌得厉害，像缺了什么一大块……就会默默地一人把整条街扫完，然后再去打听，探望。直到第二天早晨又碰到一起，互相看一眼，笑一笑，才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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