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作者:老舍

牛教授还没有出医院,市政府已发表了他的教育局长。瑞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倒安定了一些。他以为凭牛教授的资格与学识,还不至于为了个局长的地位就肯附逆;牛教授的被刺,他想,必是日本人干的。教育局长的地位虽不甚高,可是实际上却掌管着几十所小学,和二十来所中学,日本人必须在小学生与中学生身上严格施行奴化教育,那么,教育局长的责任就并不很小,所以他们要拉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负起这个重任。

这样想清楚,他急切的等着牛教授出院的消息。假若,他想,牛教授出了院而不肯就职,日本人便白费了心机,而牛教授的清白也就可以大昭于世。反之,牛教授若是肯就职,那就即使是出于不得已,也会被世人笑骂。为了牛教授自己,为了民族的气节,瑞宣日夜的祷告牛教授不要轻于迈错了脚步!

可是,牛教授还没有出院,报纸上已发表了他的谈话:"为了中日的亲善与东亚的和平,他愿意担起北平的教育责任;病好了他一定就职。"在这条新闻旁边,还有一幅像片——他坐在病床上,与来慰看他的日本人握手;他的脸上含着笑。

瑞宣呆呆的看着报纸上的那幅照像。牛教授的脸是圆圆的,不胖不瘦;眉眼都没有什么特点,所以圆脸上是那么平平的,光润的,连那点笑容都没有什么一定的表情。是的,这一点不错,确是牛教授。牛教授的脸颇足以代表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也永远是那么平平的,与世无争,也与世无忤。"你怎会也作汉奸呢?"瑞宣半疯子似的问那张像片。无论怎么想,他也想不透牛教授附逆的原因。在平日,尽管四邻们因为牛教授的不随和,而给他造一点小小的谣言,可是瑞宣从来没有听到过牛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在今天,凭牛教授的相貌与为人,又绝对不象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怎么会肯附逆呢?

事情决不很简单,瑞宣想。同时,他切盼那张照像,正和牛教授被刺一样,都是日本人耍的小把戏,而牛教授一定会在病好了之后,设法逃出北平的。

一方面这样盼望,一方面他到处打听到底牛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平日,他本是最不喜欢东打听西问问的人;现在,他改变了态度。这倒并不是因他和牛教授有什么交情,而是因为他看清楚牛教授的附逆必有很大的影响。牛教授的行动将会使日本人在国际上去宣传,因为他有国际上的名望。他也会教那些以作汉奸为业的有诗为证的说:"看怎样,什么清高不清高的,老牛也下海了啊!清高?屁!"他更会教那些青年们把冒险的精神藏起,而"老成"起来:"连牛教授都肯这样,何况我们呢?"牛教授的行动将不止毁坏了他自己的令名,而且会教别人坏了心术。瑞宣是为这个着急。

果然,他看见了冠晓荷夫妇和招弟,拿着果品与极贵的鲜花(这是冬天),去慰问牛教授。

"我们去看看牛教授!"晓荷摸着大衣上的水獭领子,向瑞宣说:"不错呀,咱们的胡同简直是宝地,又出了个局长!我说,瑞宣,老二在局里作科长,你似乎也该去和局长打个招呼吧?"

瑞宣一声没出,心中象挨了一刺刀那么疼了一阵。

慢慢的,他打听明白了:牛教授的确是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可惜没有打死。牛教授,据说,并没有意思作汉奸,可是,当日本人强迫他下水之际,他也没坚决的拒绝。他是个科学家。他向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别人的冷暖饥饱,也不愿和社会接触。他的脑子永远思索着科学上的问题。极冷静的去观察与判断,他不许世间庸俗的事情扰乱了他的心。他只有理智,没有感情。他不吸烟,不吃酒,不听戏,不看电影,而只在脑子疲乏了的时候种些菜,或灌灌花草。种菜浇花只是一种运动,他并不欣赏花草的美丽与芬芳。他有妻,与两个男孩;他可是从来不会为妻儿的福利想过什么。妻就是妻,妻须天天给他三餐与一些开水。妻拿过饭来,他就吃;他不挑剔饭食的好坏,也不感谢妻的操心与劳力。对于孩子们,他仿佛只承认那是结婚的结果,就好象大狗应下小狗,老猫该下小猫那样;他犯不上教训他们,也不便抚爱他们。孩子,对于他,只是生物与生理上的一种事实。对科学,他的确有很大的成就;以一个人说,他只是那么一张平平的脸,与那么一条不很高的身子。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他有脑子与身体,而没有人格。

北平失陷了,他没有动心。南京陷落了,他还照常工作。他天天必匀出几分钟的工夫看看新闻纸,但是他只承认报纸上的新闻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与他丝毫没有关系。当朋友们和他谈论国事的时候,他只仰着那平平的脸听着,好象听着讲古代历史似的。他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假若他也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这一点要求若是能满足,他就可以把头埋在书籍与仪器中,即使谁把谁灭尽杀绝,他也不去过问。

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你不单要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澡盆与沙发,而且应当根本不要求洗澡与安坐。一个学者与一个书记,一位小姐与一个女仆,都须这样。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

可是,牛教授只看见了自己,与他的图书仪器,他没看见历史,也不想看。他好象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他以为只要自己有那点学问,别人就决不会来麻烦他。同时,用他的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以为日本人之所以攻打中国,必定因为中国人有该挨打的因由;而他自己却不会挨打,因为他不是平常的中国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侮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的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驾",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作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作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作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作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作官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丢失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

许多的朋友都对他劝告,他不驳辩,甚至于一语下发。他感到厌烦。钱默吟以老邻居的资格来看过他,他心中更加腻烦。他觉得只有赶快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造成既成事实,或许能心静一些。

手枪放在他面前,紧跟着枪弹打在他的肩上,他害了怕,因害怕而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挨枪,和闯进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要打他。他的逻辑与科学方法都没了用处,而同时他又不晓得什么是感情,与由感情出发的举动。日本人答应了保护他,在医院病房的门口和他的住宅的外面都派了宪兵站岗。他开始感到自己与家宅的安全。他答应了作教育局长。

瑞宣由各方面打听,得到上面所说的一些消息。他不肯相信那些话,而以为那只是大家的猜测。他不能相信一个学者会这样的胡涂。可是,牛教授决定就职的消息天天登在报纸上,使他又无法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他恨不能闯进医院去,把牛教授用绳子勒死。对那些老汉奸们,他可以用轻蔑与冷笑把他们放逐到地狱里去,他可是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牛教授。牛教授的附逆关系着整个北平教育界的风气与节操。可是,他不能去勒死牛教授。他的困难与顾忌不许他作任何壮烈的事。因此,他一方面恨牛教授,一方面也恨自己。老二瑞丰回来了。自从瑞宣被捕,老二始终没有来过。今天,他忽然的回来,因为他的地位已不稳,必须来求哥哥帮忙。他的小干脸上不象往常那么发亮,也没有那点无聊的笑容。进了门,他绕着圈儿,大声的叫爷爷,妈,哥哥,大嫂,好象很懂得规矩似的。叫完了大家,他轻轻的拍了拍小顺儿与妞子的乌黑的头发,而后把大哥拉到一边去,低声的恳切的说:

"大哥!得帮帮我的忙!要换局长,我的事儿恐怕要吹!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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