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从草丛里爬起来，一边撒尿，一边朝山下张望。那座寺庙的屋顶已翻修一新。寺里原本就没有和尚，平常只有一些过路的乞丐和游方僧在那里避雨歇脚，庙前有一方池塘，塘边有一个土垒的戏台，逢年过节，从安徽、杭州来的戏班子就在那儿唱戏。自从校长从日本回来之后，屋顶上铺了新瓦，歪歪的山墙也用铆钉加固，另外，在庙宇的两侧，又新建了几间厢房，把它改建成了普济学堂。不过，老虎从来没有看见有什么人去学堂读书，只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光头赤膊大汉从大门里进进出出，嘴里哼着小曲，舞枪弄棒，打打杀杀。
寺庙后边的官道上，小东西正骑在马背上，用力夹着马肚，嘴里“呀驾呀”地叫着，可那匹白马只是温顺地昂着头，一动不动，好像在想它的心思。
村里人都叫他小东西，上了年纪的老人叫他小少爷。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地里叫他小杂种。当年，校长从日本回到普济的时候，也把他捎了来，只有两岁，话还说不利索，伏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老夫人说，这小东西是校长在返乡途中捡回来的野孩子，村里人都信以为真。不过，等他长到三四岁时，眉眼中已经可以看出校长的神情了，嘴唇、鼻子和眉毛都像。有人就在村里面放风说，这孩子说不定是在花家舍的土匪窝里被“排子枪”打出来的。
私塾先生丁树则最爱管闲事。有一次，他们正在河边玩，丁树则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他们跟前，蹲下身来，捏住小东西的手，问他：“你还记得你爹是谁吗？”小东西摇摇头，说不晓得。丁树则又问：“那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小东西还是摇摇头，不作声。“我来给你取个名儿，你要不要？”丁树则眯着眼睛看他。小东西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用脚踢着河边的沙子。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叫普济，你就叫普济吧。普济，这个名字好，要是有朝一日你做了宰相，这名字叫出去也是当当响；要是做了和尚呢，连法号都省了。”丁树则嘿嘿地笑着，“姓呢，就随你的外公，姓陆，你可要记好了。”
人们仍叫他小东西。
校长从来不管他，要是在路上遇见了，她连正眼都不瞧他。小东西也不敢叫她妈，跟着大伙儿一块叫她“校长”。老夫人最疼他，她不叫他小东西，而是叫他“嘟嘟宝”、“心肝尖儿”、“臭屁宝贝”、“小棉袄”、“小脚炉”。
“我拼命地用脚踢它，它还是不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老虎从小坡上下来，小东西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
“还好没跑，它要是撒开腿跑起来，你早就被摔成一摊狗屎了。”老虎像个大人似的教训他道，“想骑马，你还太小啦。”他拽过缰绳来，牵着马朝池塘边的马厩走去。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刚才在山坡上睡了一大觉。”老虎打着呵欠说，“还做了一个梦。”小东西对他的梦不感兴趣。他在马背上晃了晃他的小拳头，对老虎说：“你猜猜看，我手里是什么？”还没等老虎回答，他就将拳头松开了，摊开手，呆呆地笑。
那是一只蜻蜓，早已被他捏烂了。
“我梦见了你妈妈――”老虎说。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有什么稀奇。”小东西不屑一顾地说，“我天天晚上都会梦见她。”
“那都是从小照看的。”老虎说。
小东西有一件稀罕之物。那是他妈妈在日本时拍的小照，小东西唯一的宝贝。他不知道将它藏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塞在中衣的衣兜里，一会儿压在床铺的枕席底下，没事就一个人偷偷地拿出来看。可是这张小照还是被喜鹊弄坏了，她把它泡在水盆里，用棒槌捶，又用手搓，等到小东西从裤兜里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变成一团硬硬的纸疙瘩了。小东西追着喜鹊又哭又咬，就像疯了一般，闹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小照放在水里泡开，轻轻地抚平，放在灶膛里烘干。照片上的脸虽然模糊不清，但小东西还是视如珍宝，他再也不敢随身带着它了。一提起这些事，老夫人总是不停地抹眼泪，甩鼻涕：“这孩子，平常有人提起他娘来，他都是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他不想他娘，唉……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就没个完。
老虎走到池塘边，让马喝了水，然后再将它牵回马厩里去。小东西早已抱来了一抱干稻草扔在食槽边，两个人都将鞋子上的马粪在路槛上蹭了蹭，这才关上门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
“你说，什么叫革命呀。”在回家的路上，小东西突然问他。
老虎想了想，就认真地回答说：“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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