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小宇和卞米陌生，并不是因为卞米从小学三年级就离开了兰州，落户到上海的缘故。主要是，自小卞小宇就和父亲卞金国家族的人少有接触亲近的，这不是他有什么性格缺陷，是他的父母有意识限制的。
自从老四卞金国“落户”进妻子裘丽的父母家后，他的心好像也搬了过去，很少回到亲生父母家。他像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成了一件偶然的事。这样做，不是谁逼他的，是他自己情不自禁的。和岳父岳母成为一体的家，是一个和在父母家那里截然不同氛围的环境，父母家的简朴、平俗、单调，到处都是世俗生活的气息；岳父岳母的家清雅、深厚、丰富，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含蓄；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爱看书爱谈论知识的人，父亲只认识一些基本的文字，母亲是文盲，父母对他能讲的就是一些世俗的婆婆妈妈的事，他不感兴趣，就与他们没什么好谈的。和岳父岳母在一起，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与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并能丰富自己，开阔眼界，聊起来就没够的，这是一种愉快的感觉，进入后，忘本是身不由己的。忘本是一种虚荣，并不是绝情，他想父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履行孝道职责；不需要的时候，象征性地去一下，浪费时间和精力，既不实在也不实用，没有必要的。他还想，自己有三个哥哥，他们都是按世俗的规范走，有事没事的常去看父母，自己就更没有必要非要凑那种无意义的热闹了。在这点上，妻子裘丽与他是呼应的。起初，裘丽会时不时地问他何时回去看他的爸妈，卞金国就说没什么事就不回去了，裘丽就说：也是。一副响应支持的态度。慢慢地，她就不问了。
卞金国带着妻子裘丽回父母家的频率是从两个星期回一次，逐步变成了三个星期回一次，一个月回一次，两个月回一次，一年之中，回去的次数都是数得着的。一年之后，1977年的冬天，卞金国考进了兰州大学。第二年夏天，裘丽又考到了西北师范大学，他们没时间回去的理由就更充分了，没有特殊的事和需要，他们几乎是一个学期过去后，才在假期里抽个空儿，回去看看了。除去节假日，中间的日子，他们回去是越来越少了，到了卞金国和裘丽相继毕业，有了新的工作岗位后，他们就只在节假日回去了。
除了春节、国庆、元旦这样的大节日外，卞金国带着妻子裘丽回父母家时，很少带上儿子卞小宇的，一是卞小宇晕车，带他有点不方便，二是怕父母舍不得卞小宇，要挽留他住下，一住就耽误了卞小宇的幼儿园生活。卞小宇的外公外婆有文化，懂得学前教育，卞小宇刚刚跟着父母搬来不久，他们就叫卞小宇上了幼儿园，是卞小宇外公所在的单位水利厅内部的幼儿园。幼儿园有老师，会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进行不同程度的识字和数字加减的教育。在当时，这样实行幼儿教育的幼儿园是很少见的。对卞金国这样自小爱学习的人和裘丽那样在文化家庭长大的人来说，小孩子的教育是该放到最前沿的，那世俗的儿童的玩闹都是一种无谓的耽误和浪费。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卞金国的父母和兄弟们，对他们的冷漠情感，有不满却没理由公开责备的，既然人是另立门户出去了，过日子，各想各的，谁好干涉别人呢？
父母的有意限制，使卞小宇对爷爷奶奶那边，本能地就走向了陌生。他与爷爷奶奶亲密相间的日子是在他两岁前了，那是个记忆薄弱的年龄，不给它一层层地加码延续的力量，断层是必然的。去爷爷奶奶家少了，他对那里的人、事、物，亲密感逐步微弱了下去；再往后，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他重新建筑的记忆里，去爷爷奶奶家，每次就是他去那里串个门，和去别人家串门没有多少区别的。他在那里就是个客人。对爷爷奶奶感情如此，家族的其他成员就更是了。因为，他见到他们的机会是比爷爷奶奶还少的。爷爷奶奶那儿是学龄前的孩子们的幼儿园，而卞小宇有了另外的幼儿园，爷爷奶奶的“幼儿园”在他两岁后是不再去了。爷爷奶奶那儿也是家族人聚合感情的平台，卞小宇没有在那“台”上，他是不会与家族的谁留下感情积淀的。而在学龄前，正是他打记忆基础的关键时刻。对家族中每个人的记忆，在他的脑子中是遥远朦胧的；家族的人，想起他来也是有种似有似无的感觉。
卞金国毕业后分配到了自动化研究院，裘丽毕业留校做了老师。他们夫妻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加上外公外婆又是大学毕业的，卞小宇就是名副其实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了。做了知识分子的卞金国和裘丽，越来越依恋自己这边带有知识氛围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事业，他们保守自己的状态，远离庸常的世态，与外人他们没有来往的兴趣，与卞家的人，更少了融合的闲情。他们是比以前还要更少地与亲戚走动了。仿佛他们是生活在外地或外界。卞金国的父母及兄弟们，对他们的“习惯”早就习惯了。习惯也是无形的隔阂；隔阂叫他们之间没有亲人的随便，倒像客人般的客气。
卞小宇的外婆是搞教育的，她觉得早教育能够更大地开发孩子的智商，便主张卞小宇六岁去上学。那时上学的年龄规定为八岁，为了早上学，外公托人，就把卞小宇的年龄改大了两岁。1980年9月，差两个月六岁的卞小宇上了小学一年级。在班里，他的实际年龄最小，但样子却是和同学看着差不多大。这主要是身高给平衡的，他的身高不仅不低于班里的一般同学，还是在高个儿队伍中的。这和父亲卞金国小时候在班里年龄最大，而身高却是最低，正好是相反的。这个结果，令卞金国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当年为后代考虑而坚定不懈地追求高个儿而美丽的裘丽，是多么的英明。
卞小宇不仅个头长得高，而且五官长得好，像父像母的地方都有。卞金国和裘丽长得都好，孩子漂亮是自然之中的。在卞小宇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堂姐卞银薿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见过卞小宇的单位同事就向卞金国和裘丽说：儿子长得那么好，将来也去做演员吧。不论人家是玩笑或认真，卞金国和裘丽则呈现出认真反对的姿态，他们不觉得演员有什么，甚至是看不起演员的。演员职业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种表面的浮华，缺少文化和内涵；并且，觉得那既然是一个名利场，竞争强烈残酷，人便会不择手段，人在那种氛围中，容易扭曲品格。还有，演艺圈离婚现象居多，说明了他们私人生活态度的随意，这是给大众的印象，也是给他们的印象。他们看重的人生，除了要有知识，要有能力，还要生活态度严谨。在对待做演员的问题上，这样的观点早就存在了。早在1977年，卞银薿被招进话剧团成了演员后，他们就和卞家的其他人态度不同。他们觉得家族人上下的欢欣完全是一种平民的短见和虚荣，他们为此还找了借口，没有去参加那个“庆贺餐”。
堂姐卞银薿是演员，在卞小宇的脑海中那只是模糊的存在。他知道这点，不是父母告诉的，是他五岁的时候，为庆祝爷爷七十大寿，全家族的人设了“大聚餐”，这种庆祝，父母不去是说不过去的，他自然也就跟着去了。吃饭中，大家话题说到堂姐的演出，他才知道是哪个堂姐做了演员。“演员”职业特殊，他感到新奇，就对人记得有些牢，不像对其他的几个也上班了的堂姐，他都分不清谁是谁，更搞不清她们的职业了。堂姐卞银薿的样子也十分好记，她是很好看的。在小孩子卞小宇的眼中，堂姐好看的程度是像“仙女”的。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对卞银薿堂姐印象深刻起来。卞小宇性格像父母，偏于内向，表面上他没动声色，概念是深藏在内心了。但是，一年中，他最多能见到一两次堂姐的面，感情是淡漠的。
自小有家庭教育的底蕴和自身的聪明，小学以来，卞小宇都是全年级的尖子生。初中时，他就考进了重点中学师大附中。他上初中二年级时，堂姐卞银薿成名。对卞小宇来说这个消息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信息。因为平时他一点不知道堂姐卞银薿的点滴消息。与堂姐接触少是一个方面，父母在他跟前也是从来不提关于堂姐的事的。偶然提过一次，还是交代他不要在同学面前提他有个做演员的堂姐，说是那样影响不好。卞小宇不明白，为什么有个做演员的堂姐就影响不好了呢？有疑问，他也没问，隐约地埋在心里了。他是听父母话的孩子，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上了师大附中，卞小宇从来没有对同学提起过他有一个长得十分好看的演员堂姐。卞银薿出名的消息，是卞小宇在学校的报刊栏上看到的。无论是兰州的报纸还是外地的报纸，都有报道，兰州的报纸，多数是放到了头版位置，是骄傲的显示了。每个报道上都附了堂姐的特写照片。看着照片上美丽无比的堂姐，卞小宇的心情是复杂的，得意是一瞬间的，更多的是失落，想堂姐跟他多么的陌生啊！他表现默然，没有对任何同学主动炫耀。不是因为从前父母的叮嘱，而是“陌生”叫他没有资格。之后，卞银薿调到了北京，卞小宇对这个明星堂姐心理上更加陌生了。
1990年的大年初一，卞小宇一如往年，跟着父母去爷爷奶奶家拜年。也是他一年中难得地去一趟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不在家，接待他们的是从北京回来过年的堂姐卞银薿。堂姐说爷爷奶奶是去院里爷爷的老同事家了，一会儿就回来。卞小宇父母坐下来，就与卞银薿没话找话地聊了起来。卞小宇父母不喜欢演艺界，却装着关注地问起堂姐演艺方面的事。一旁的卞小宇，文静地坐在那儿，只看他们说，一句话也插不上。堂姐很会照顾他，不时问问他在学校的情况。他却有些生涩似的，表情显得不自然。堂姐是明星，他的心里其实是跟普通观众一样的，因为欣喜而紧张的。卞小宇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堂姐，第一次听堂姐说了那么多的话。以前的印象和媒体宣传中的印象在他的脑中都是隐约不明晰的，是概念化的。眼前的堂姐，身材修长，面貌秀媚，神情温婉，姿态有朝气，待人和悦，含蓄又大气，气质与众不同。望着堂姐，卞小宇心里震撼，他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已经到了懂得审美的阶段。这时他眼中的堂姐，上下内外，组合得和谐完美，美丽是无人能比的；同时，堂姐的形象，具体地深印进了他的脑海中。
这一次和堂姐卞银薿的接触，卞小宇的记忆是深刻的。他不知为什么，时不时就要想起堂姐，想起堂姐，心里总是禁不住会涌上幸福和骄傲。一切是在心里的，心里的承受总有一定的局限，承受不起，他就禁不住要表达出来了。他开始热衷于和同学聊电影，聊演员；聊的目的是要最终说到演员卞银薿的；说出来时，他自然是以最喜欢与夸赞的姿态。他能把心愿散播出来，有种为堂姐做了贡献似的荣幸。他唯一的欣赏给了卞银薿，同学就会开玩笑地说，都是姓“卞”，一家人吹捧一家人，很正常。他便笑笑，默不作声，不说是，也不否认，同学自然不会多想什么。而卞小宇心里得意地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卞银薿是我姐。可他知道，说出来同学们也不会相信的。反正，骄傲是他的，埋在心底，谁也动摇不了的。
卞小宇对堂姐卞银薿藏在心底的倾慕越来越强烈，堂姐成了他的精神偶像。在这样的积累反复中，堂姐是演员的符号，刻骨铭心，他就迷恋上了演员的职业；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像堂姐一样，成为演员。当他无所顾忌地向父母说出了愿望时，父母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先是说出了一堆对演艺圈有偏见的话，然后说演员根本不是正经职业，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是绝对不允许他走那样的道路的。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演员职业的轻视。卞小宇不爱听父母的话，不由得把对堂姐卞银薿的欣赏倒了出来，以此驳回父母的偏激观点。父母更有了说服他的理由，把卞银薿与白亚明分手的事，改编地说成了是卞银薿调到了北京就变心的，说明了那个圈子的人都是多么的功利性。卞小宇坚定地说，什么人看都看得出来，他才不相信堂姐能是那样薄情的人，里面肯定是另有隐情。父母当他幼稚，不跟他过多辩解，就正言厉色甩下一句话，他要去做了演员，就别回这个家了。卞小宇哑口，他想他再说下去都是没有用的。父母对他的希望是远大的，首先是考清华或考北大，然后考研，出国留学，日后成为一个实力超群的人才。
但卞小宇的愿望没有因此收了回去。他是90年代的高中生，自信，自尊，有了主见，是难以动摇的。他想，父母反对，那他就背着来吧，等将来愿望实现了，父母态度怎样，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学校有过考上艺术院校的学生，他闻多识广，是懂得报考艺术院校程序的。他私下向电影学院索取了1991年的招生简章。专业考试的一切知道了，他就私底下自己悄然地做了准备，朗诵、唱歌、舞蹈（形体）、小品，这些项目，在学校里的文艺活动中，他都参与过表演，没觉得有什么难的。他更加自信的，是他的形象，他有表演系要求的标准身高，有英俊的脸庞。另外，还有堂姐卞银薿，那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后盾，叫他对成功坚信。只是去北京参加专业考试，所需要的路费和假期，是他要动一番脑子的，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一定不能叫父母知道。父母一旦知道，他的梦想就“死”定了。
卞小宇把希望寄托在了父亲家族的亲人那边。相对于母亲家只有外公外婆，那里有一个庞大的亲属团，供他可选择的余地是宽泛的，他想找个合适帮他的人是不愁的，难办的是他从小与他们的疏离感觉，需要叫他鼓足勇气抹开面子。只要来了劲头，什么不能做到呢？卞小宇想了想，选择了去找开餐馆的五叔卞金荣帮忙。这两年，家族一年一度的“大聚餐”都是在五叔的餐馆，他对五叔有了些印象，感觉他是豪爽大气之人，对他信任。果然，五叔听了后，满口就答应了。尤其是，越是听他说了父母对演员和堂姐的偏见，五叔就越是支持，并且极度赞美堂姐的好。他的表现，又给卞小宇鼓足了力量。
卞小宇说要借五百块钱，五叔大气地给了他一千元，还说他不要提还的事，开玩笑说等于是给卞小宇的投资了，等卞小宇将来也成了明星，再十倍还他吧。并且又拍了胸脯说，若卞小宇考上了电影学院，他父母不支持的话，他出钱供他上。卞小宇听了，心里很受感动，想他的亲人是多么好，顿时对父母长期有意疏离他们的清高态度有了怨艾；同时，也是有后盾似的，心中冲劲十足。之后，请假的事自然也被五叔包了。他们达成的共识就是等卞小宇前脚上了火车，五叔后脚就以卞小宇亲人的名义到学校给卞小宇补上请假，请事假还是病假，都是好办。总之的大前提，是不能叫卞小宇父母知道的。
一切安排妥当，在离专业考试还有五天的时间，卞小宇起程去北京了。去北京前，他从大伯卞金锁那儿要来了堂姐卞银薿的地址，给她去了信，告诉了堂姐他就要去北京考电影学院。堂姐很快给他回了信，说她会帮助他，并叫他最好提前两三天来，她好替他辅导一下他的专业，说他形象再好，她再托人，卞小宇的专业考试也要差不多。去北京的一路上，卞小宇的心情是激动和紧张的，他想他就要见到他的偶像堂姐了；并且又要近距离地与她接触。时不时，他就要心跳起来。
见到堂姐卞银薿时就不像一路上的心情了，顿然进入了平静。因为来火车站接他的不是只有堂姐，她的身边还有一个高大英气的男人。男人叫南洋，是堂姐去年结交的男朋友，之前他不知道，也没听说。不知为什么，突然出现的这个南洋，令卞小宇心里有些落寞，还有些自卑，虽然他比南洋个头矮不了多少，站在南洋跟前，不由得就没有了自己似的。南洋有一种气质的力度，他知道在他稚嫩的身上是无法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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