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1969年春，这一天，叶群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燥热，她从写字台前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走，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正是她所需要的摄氏18度，便无可挑剔地又踱了几步，为什么会这么燥热呢？她想了想，将房间的几盏大灯关灭，只剩下台灯照着一方光亮，凝视着这块光亮，叶群还是觉出一种热意。灯罩是红纱制成的，像广播喇叭一样朝下张着口，写字台上的光亮也有淡淡的暖色，透过灯罩映照出来的光晕将四面的墙壁染上了淡淡的红色，眯眼看着灯罩和圆融四溢的光晕，叶群不禁想，为什么没想到换一个绿色的或蓝色的灯罩呢？那样想必会凉爽得多，她随即便轻轻摇了摇头，她不喜欢绿灯罩、蓝灯罩，坐在灯前，脸上会镀一层青绿，太糟糕了。
她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的夜色，毛家湾的夜色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夜色，不过是平房、二层楼楼房、围墙及说不上来的几棵树，在幽静中倒是觉出这确实是京城的夜晚。这是一个杂居了几百万市民，又集中了中国上层政治文化机关的城市，空气中有股浓重的北京味，让你想到大小胡同、酱菜园子，也让你想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的长安街还有西山脚下一片又一片的军事机关大院。叶群拉上窗帘，走出房门来到院子里，京城夜晚的空气立刻浸泡了她。四月底的春天，已经到了急不可待奔向夏天的时候，一股子暖烘烘的感觉，空气像堆满了绒毛一样舒服而又不安分地抚摸着你。桃花、李花、杏花都已开过，要谢还没有谢尽，将鼎盛的绚烂化为一片暖燥的风骚春色。
毛家湾林彪的宅院中，平房和小楼的各个灯窗都亮着。林彪自然在他的房间里静坐，六七个秘书也各自忙着他们的事，十几个哲学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专家也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日夜忙着完成他们的任务。在灯光映亮的院落中站一站，走一走，叶群能够明确感到这个院子是中国的权力中心之一，从这里伸出去的电话线可以指挥全国四面八方的事情，当然，要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光照下或明或暗地行动。一个很大的蜘蛛网张开着，林彪是盘踞在蛛网中心的一个大蜘蛛，他终日一动不动，却敏感着整张网上的每一丝动静，林彪是喜欢以静制动的，叶群不禁在夜空中漾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她是喜欢动的，她这个林办主任一定是中国最忙的办公室主任了，她主持这个大院，管理林彪的大小一切事物，像个好动的不大不小的蜘蛛，在这张网上跑来跑去。她会把林彪这个大蜘蛛对蛛网上最外围、最远端的任何感觉都亲自去勘察一遍，她会将蛛网上的一切捕获都叼回来，咀嚼后喂给一动不动的大蜘蛛，然后，又不辞辛苦地跑向蛛网的四面八方。林彪这个大蜘蛛是深沉不动的、含威不露的，也有点弱不禁风；而她这个不算最大、也比较大的蜘蛛则是结实的、勇敢的、火热的，乐于跑来跑去的。
她依然觉得浑身有些暖燥，是不是因为京城里飞扬的杨柳絮？那满街飞舞的柳絮扑在脸上是让人燥痒的，这样一想，明明是纯净的夜空，似乎隐隐飞着密密麻麻的柳絮，星空也模糊起来。她又仰头看了一眼糊涂的星空，便不知所以然地迈着轻盈的步伐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十分年轻有劲，走起路来稍不自觉就显急快。她到卫生间里拧开水龙头湿了毛巾，用凉水洗洗脸，用凉毛巾从额头到眼睛、到脸颊、到脖颈敷下来，又拧开毛巾，很舒服地双手捂在脸上摁着、擦着，最后理一下头发，面对墙上灯光照亮的大镜子眨了眨眼，笑了笑。她在透过岁月的塑造寻找自己年轻时刚到延安的容貌与感觉：她那时是小巧的、苗条的、美丽的，总是兴致勃勃地往前冲着，当和抗大的学员一起爬山时，她总是冲在前面。看着现在的自己，想着往昔的自己，便又想到女儿林豆豆：今年已过二十五了，长得像自己，却没有自己年轻时好看，她似乎美中不足地叹了口气。这两年来，为了给女儿找对象，几乎和女儿成了冤家，女儿想要的人她通不过，她想介绍给女儿的人女儿又不接受。她恨恨地撂下毛巾，又盯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看着自己颧骨略微凸起的脸，极力找回一点过去的相貌，随即狠狠地一拉灯绳，将黑暗留在了卫生间里。
当她回到写字台旁坐下时，先用双手向后梳理了一下头发，重新抓住洗冷水脸给她的清醒感觉，开始了她要做的事情。她看了一下台历，密密麻麻写了一二十行，都是她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完的，她已经用红笔勾掉，没做完的，现在开始抓紧做。
她看了看台历上没有完成的事项，第一项是四个字：“研究九大”，她为自己的用语含蓄稍有些自得地微笑了一下，随即打开一张《人民日报》。昨天刚刚结束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自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作为接班人的林彪是当然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个政治局是二十一人，叶群看着这二十一人名单：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她决定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政治局名单。她从写字台一角拿过来几十张读书卡片，雪白的、硬硬的，比扑克牌略大一些，她在第一张卡片上用粗铅笔写了“毛泽东”三个大字，在第二张卡片上写了“林彪”两个字，在第三张卡片上写了“叶群”，往下一人一张卡片，政治局二十一个人写在了二十一张卡片上，她开始摆弄这些卡片。
第一种摆法，就是刚才报上读到的顺序，毛泽东第一，林彪第二，剩下按姓氏笔划排列，她叶群就是第三，然后顺序排下来。这样将二十一张卡片排在这里，她获得一种很好玩的自我满足，自己的姓氏笔划少，按姓氏笔划排列时很占便宜，紧跟毛泽东、林彪排第三号，这实在是很舒服的感觉。她把二十一张卡片排成了三排，每排七个，像一个长方阵一样欣赏了好一会儿，然而，她知道这个排法什么问题也不说明，便像收扑克牌一样将它们都收到手里。
第二种排法，她先排出了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这五个人的排列顺序肯定是有意义的，表明毛泽东是一号人物，林彪是二号人物，周恩来是三号人物，陈伯达是四号人物，康生是五号人物。再往下，谁是六号人物，谁是七号人物呢？
叶群决定将二十一人排一排顺序。她把手中剩下的卡片看了看，毫不犹豫地把江青抽了出来，排在了第六位。又往下看了看，抽出了三张卡片，张春桥，黄永胜，叶群，她眯着眼，比着这几个人的地位。排张春桥，她不甘心，也替黄永胜不甘心；排黄永胜，她又觉得张春桥的权势在黄永胜之上；把他们两个人拿掉，排上自己，她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现在还没到这个地位。想来想去，她把张春桥恨恨地排在了江青后面，就对叶群和黄永胜这两张卡片来回对比着看，一边看一边生出一丝有趣的微笑。黄永胜这个人很不让她讨厌，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很有点特殊的亲切感，谁前谁后似乎都可以，她将自己和黄永胜并列排在了张春桥后面；觉得并列又不妥，想了想，把自己排在了前面，黄永胜排在了后面。这样，她又从头看了一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叶群，黄永胜。
自己在中国现在是第八号人物，她眯着眼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排法并没有夸大自己，黄永胜是第九号人物，也绝没有屈辱他。往下，她又想了想，将姚文元排到第十号，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排到第十一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将谢富治排到第十四号，剩下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董必武就都无所谓了。
二十一张卡片像扑克牌一样排在那里，她端详许久，自己奋斗一辈子，现在成为中国的第八号人物，而且是中国的第二夫人，实属不易了。什么时候林彪接了班，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自己在中国的地位或许又会有大的变化。
她想了想，将卡片再次做出调整，林彪的卡片压在了毛泽东的卡片上面，毛泽东不见了，林彪成了第一号，往下的顺序就全乱了套。周恩来肯定不会成为第二号人物，陈伯达、康生能成第二号人物吗？她想了想，将陈伯达排在了林彪后面，成为第二号人物，将周恩来暂时放在一边。康生能成第三号人物吗？她想了想，暂时放在第三号。江青能成为第四号人物吗？她将自己的卡片提上来，与江青并列，又想了想，将自己排在第四位，将江青排在了自己卡片的后面。在江青后面，她又拿掉了张春桥，把黄永胜提到了前面。当她再往下排时，思想就发生了混乱，因为她朦朦胧胧觉得未来的政治格局绝对不会这样排列。她的眼睛又瞄着头几张卡片，再一次肯定地把林彪排在了第一位，将陈伯达、康生、叶群的名字并列第二，觉得不妥，就将陈伯达摆在了第二，自己摆在了第三，康生摆在了第四，又想了想，把黄永胜提上来，摆在了第五。然后，按照这次常委的格局，将林彪摆在了主席的位置，将陈伯达摆在了副主席的位置，将叶群、康生、黄永胜三个名字排在下面，形成五人政治局常委，往下，江青、张春桥就可以排下去了。她凝视着这个排列，很憧憬：林彪高高在上，陈伯达老夫子搞理论陪在一旁，她和康生、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个局面稳妥极了，她还会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她和陈伯达老夫子的关系从延安时期就不错，她和黄永胜现在颇有些情投意合，康生现在也很愿意和自己来往，这样，自己在中国的作用就是枢纽性的了。
她陷入恍惚，痴痴地想象了好一会儿，又清醒过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不现实的远景。她将被林彪压住的毛泽东的卡片抽了出来，往林彪上面一放，立刻觉得憧憬中的排列土崩瓦解。她自我讽刺地摇了摇头，又像收扑克一样将二十一张卡片收在手中。这一次，她要做一点真正冷静的分析和排列了。
她把二十一张卡片重新摊排在桌上，看了一遍以后，挑出了周恩来、李先念两张卡片，放到最右边，看了又看，脸上露出一丝自觉聪明的微笑。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明摆着就只有周恩来、李先念这两个人是搞经济的，这充分说明现在的政权是彻底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政权，二比十九，一个可怜的比例。她又总览了一下，将毛泽东的卡片拿了出来，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这是无须分析的，又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三人的卡片拿出来，放到次右边，这是多年不掌实权的元老，这几个人进入政治局纯属安慰奖。再将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三张卡片拿了出来，随随便便摆在了朱德等人的旁边，这不过是毛泽东平衡整个局势做的安排，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叶群看了看剩下的十二张卡片，发现这里包含着文化大革命的奥秘。她将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六张卡片排在一起，这基本上是林彪的军队班底；又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六张卡片排成一列，这基本上是中央文革的文人班底。这样，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政治格局：毛泽东高高在上，下边两个集团，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班底，林彪为首的林彪班底，一文一武控制着中国的实权。
看着这个阵势，她又将陈伯达的卡片从中央文革班底中抽出来，放到林彪为首的行列中，然后，凝视着桌上的卡片陷入思索。周恩来、李先念让他们去搞生产，费力不讨好；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让他们挂虚名；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让他们做毛泽东平衡局势的筹码；现在，中国的大权在中央文革和林彪两个班底中。叶群将眼前的阵势看了又看，思索地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调动着，排成各种变化的阵势。她发现，任何一张卡片的挪位，都会引起整个阵势的变化，这真是牵一动百的事情。最后，她排列不下去了，就冒出恶作剧的情绪来，索性将毛泽东的卡片拿掉，将林彪的卡片压在自己的卡片下面，然后，将自己的卡片放在最中心，将其余的卡片全部围在自己四周。她知道这很荒唐，便嘿地笑了一声，将所有的卡片都收了起来，撂到一边，从笔筒里抽出红蓝铅笔，勾掉了台历上“研究九大”这一项。
下一项是六个字，“哲学、文学、历史”。她从写字台前站起来，双手握拳向空中一举，伸了一个雄壮的懒腰，将房间的大灯全部开亮，摁了一下传呼摁钮，进来一个面目清瘦的高个子中年军人，是林办的秘书之一褚秘书。叶群挥了一下手，说道：“将那三个教授一个一个叫来，先哲学的，后文学的，最后历史的。”褚秘书点点头，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清白已经秃顶的老教授规规矩矩地进来了，他叫梁国维，算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哲学教授，在叶群面前恭敬地坐下了。褚秘书高高地立在那里，用请示的目光看着叶群，叶群说：“你不用在这儿了。”褚秘书便像怕门碰了头一样，低着头拉门退了出去。叶群隔着写字台对梁教授说：“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完成。”梁教授立刻从椅子上欠起身，似乎要站起来一样，连连点头说：“我一定努力完成。”叶群用红蓝铅笔轻轻敲着面前的一摞稿纸，说：“这个任务工作量比较大，而且要求你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梁教授眨着一双下眼袋囊肿的金鱼眼看着叶群，连连点头说道：“我一定会努力。”叶群说：“要求你将古今中外的哲学名家、哲学名著做一个最简单、又是最全面、还是最深刻、最丰富的索引和介绍。”梁教授眨着眼，因为理解上的困难，他的颧骨显得更加凸起，下巴显得更加尖瘦，他咽了口唾沫，瘦瘦的脖子上喉头滚动着问道：“希望主任再指示得具体点。”
叶群往椅子上靠了一下，试图通过这个姿势增加自己领导者的权威感，也增加自己讲话的正义凛然。她之所以要这个索引介绍，是想使自己一下子简捷地掌握哲学知识，跟着林彪，她懂得了天下一切事情都要走捷径，她要通过最简捷最省力的途径，一下子掌握全部哲学，她要逐步以一个学识渊博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当她将个人的学习目的当做政治任务分派给眼前这位哲学教授时，多少有些假公济私的心虚，好在这种心虚是微不足道的，一闪而过，她又摆好了首长面孔，用下达政治任务的口气说道：“总的要求，就是要使人对东西方哲学的发展一目了然，要理清楚哲学发展的脉络，在这点上要高屋建瓴，不要繁琐。”她看到梁教授连连点头，又紧接着强调：“但是，又要全面丰富，每一个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每一本哲学名著，都要有最简单的介绍。”梁教授眨着眼理解着，问道：“介绍到什么程度？专业水平，还是业余水平？介绍哪些方面？每一个哲学家、每一本哲学名著大概介绍多少字？”叶群想了一下，回答道：“它应该像业余的一样简单易懂，又应该像专业的一样深刻全面，这样说吧，它应该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一个最高水平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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