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树街故事

作者:苏童

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她凌晨就提着篮子去肉铺排队,可是她买不到猪头肉。人们明明看见肉联厂的小货车运来了八只猪头,八只猪头都冒着新鲜生猪特有的热气,我母亲排在第六位。肉联厂的运输工把八只猪头两只两只拎进去的时候,她点着食指,数得很清楚,可是等肉铺的门打开了,我母亲却看见柜台上只放着四只小号的猪头,另外四只大的不见了。她和排在第五位的绍兴奶奶都有点紧张,绍兴奶奶说,怎么不见了?我母亲踮着脚向张云兰的脚下看,看见的是张云兰的紫红色的胶鞋。会不会在下面,我母亲说,一共八只呢,还有四只大的,让她藏起来了?柜台里的张云兰一定听见了我母亲的声音,那只紫红色的胶鞋突然抬起来,把什么东西踢到更隐蔽的地方去了。

我母亲断定那是一只大猪头。

从绍兴奶奶那里开始猪头就售空了,绍兴奶奶用她慈祥的目光谴责着张云兰,这是没有用的。卖光了。张云兰说,猪头多紧张呀,绍兴奶奶你来晚了,早来一步就有你一只。

绍兴奶奶端详着张云兰,从对方的表情上看事情并没有回旋的余地,赔笑脸也是没有用的,绍兴奶奶便沉下脸来,眼睛向柜台里面瞄,她说,有我一只的,我看好了。你看好的?在哪儿呀?张云兰丰满的身体光明磊落地后退一步,绍兴奶奶花白的脑袋顺势越过油腻的柜面,向下面看,看见的仍然是张云兰的长筒胶鞋,紫红色闪烁着紫红色热烈而怠慢的光芒。绍兴奶奶,你这大把年纪,眼神还这么好?张云兰突然咯咯地笑起来,抬起胳膊用她的袖套擦了擦嘴角上的一个热疮,她说,你的眼睛会拐弯的?

柜台内外都有人跟着笑,人群的哄笑声显得干涩凌乱,倒不一定是对幽默的回应,主要是表明一种必要的立场。绍兴奶奶很窘,她指着张云兰的嘴角说,嘴上生疮啦!这么来一句也算是出了点气,绍兴奶奶走到割冷冻肉的老孙那里,割了四两肉,嘟嘟囔囔地挤出了肉铺。

我母亲却倔,她把手里的篮子扔在柜台上,人很严峻地站在张云兰面前。我数过的,一共来了八只。我母亲说,还有四只,还有四只拿出来!

四只什么?你让我拿四只什么出来?张云兰说。

四只猪头!拿出来,不像话!我告诉你,我看好的。

什么猪头不像话你看好的?你这个人说外国话的,我怎么听不懂?

拿出来,你不拿我自己过来拿了。我母亲以为正义在她一边,她看着张云兰负隅顽抗的样子,火气更大了,人就有点冲动,推推这人,拨拨那人,可是也不知是肉铺里人太多,或者干脆就是人家故意挡着我母亲的去路,她怎么也无法进入柜台里侧。她听见张云兰冷笑的声音,你算老几呀,自己进来拿,谁批准你进来了?

开始有人来拉我母亲的手,说,算了,大家都知道猪头紧张,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忍一忍,下次再买了,何必得罪了她呢?我母亲站在人堆里,白着脸说,他们肉铺不像话呀,这猪头难道比燕窝鱼翅还金贵,藏着掖着,排了好几次都买不到,都让他们自己带回家了!张云兰在柜台那一边说,猪头是不金贵,不金贵你偏偏盯着它,买不到还寻死觅活呢。说我们带回家了?你有证据?

我母亲急于去柜台里面搜寻证据,可是她突然发现从肉铺的店堂四周冒出了许多手和胳膊,也不知道都是谁的,它们有的礼貌,松软地拉住她,有的却很不礼貌了,铁钳似的将我母亲的胳膊一把钳住,好像防止她去行凶杀人。一些纷乱的男女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少数声音息事宁人,大多数声音却立场鲜明,表示他们站在张云兰的一边。这个女人太过分了,大家都买不到猪头,谁也没说什么,偏偏她就特殊,又吵又闹的!那些人的手拽着我母亲,眼睛都是看着张云兰的,他们的眼神明确地告诉她,云兰云兰,我们站在你的一边。

我母亲乱了方寸,她努力地甩开了那些树杈般讨厌的手,你们这些人,立场到哪里去了?她说,拍她的马屁,你们天天有猪头拿呀?拍马屁得来的猪头,吃了让你们拉肚子!我母亲这种态度明显是不明智的,打击面太广,言辞火暴流于尖刻,那些人纷纷离开了我母亲,愤愤地向她翻白眼,有的人则是冷笑着回头瞥她一眼,充满了歧视:这种女人,别跟她一般见识。只有见喜的母亲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身边,她向我母亲耳语了几句,竟然就让她冷静下来了。见喜的母亲说了些什么呢?她说,你不要较真的,张云兰记仇,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我跟你一样,有五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年龄,要吃肉的,家里这么多嘴要吃肉,怎么去得罪她呢?告诉你,我天天跟居委会吵,就是不敢跟张云兰吵。我母亲是让人说到了痛处,她黯然地站在肉铺里想起了我们家的铁锅,那只铁锅长年少沾油腻荤腥,极易生锈。她想起我们家的厨房油盐酱醋用得多么快,而黄酒瓶永远是满的,不做鱼肉,用什么黄酒呢?我母亲想起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吃肉的馋相,我大哥仗着他是挣了工资的人,一大锅猪头肉他要吃去半锅,我二哥三哥比筷子,筷子快肚子便沾光,我姐姐倒是懂事的,男孩吃肉的时候她负责监督裁判,自己最多吃一两片猪耳朵,可是腾出她一个人的肚子是杯水车薪,没什么用处的。我二哥和三哥没肉吃的时候关系还算融洽,遇到红烧猪头肉上桌的日子,他们像一头狼遇到一头虎,吃着吃着就打起来。我母亲想起猪肉与儿女们的关系不在于一朝一夕,赌气赌不得,口气就有点软了。她对见喜的母亲说,我也不是存心跟她过不去,我答应孩子的,今天做肉给他们吃,现在好了,排到手里的猪头飞了,让我做什么给他们吃?见喜的母亲指了指老孙那里,说,买点冷冻肉算了嘛。我母亲转过头去,茫然地看着柜台上的冷冻肉。那肉不好,她说,又贵又不好吃,还没有油水!猪肉这么紧张,我母亲还挑剔,见喜的母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转过身去站到队伍里,趁我母亲不注意,也向她翻了个白眼。

肉铺里人越来越多了,我母亲孤立地站在人堆里,她篮子里的一棵白菜不知被谁撞到了地上,白菜差点绊了她自己的脚。我母亲后来弯着腰拍打着人家的一条条腿,嘴里嚷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呀,我的白菜,我的白菜。我母亲好不容易把白菜捡了起来,篮子里的白菜让她看见了一条自尊的退路,不吃猪头肉也饿不死人的!她最后向柜台里的张云兰喊了一声,带着那棵白菜昂然地走出了肉铺。

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还是说猪头吧,有的人到了八点钟太阳升到了宝光塔上才去肉铺,却提着猪头从肉铺里出来了。比如我们家隔壁的小兵,那天八点钟我母亲看见小兵肩上扛着一只猪头往他家里走,尽管天底下的猪头长相雷同,我母亲还是一眼认出来,那就是清晨时分的肉铺失踪的猪头之一。

小兵家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父亲在绸布店,母亲在杂货店,不过是商业战线,可商业战线就是一条实惠的战线,一个手里管着棉布,一个手里管着白糖,都是紧俏的凭票供应的东西。我母亲不是笨人,用不着问小兵就知道个究竟了。她不甘心,尾随着小兵,好像不经意地问,你妈妈让你去拿的猪头,在张云兰那里拿的吧?小兵说,是,要腌起来,过年吃的。我母亲的一只手突然控制不住地伸了出去,捏了捏猪的两片肥大的耳朵。她叹了口气,说,好,好,多大的一只猪头啊!

我母亲平时善于与女邻居相处,她手巧,会裁剪,也会缝纫,小兵的母亲经常求上门来,夹着她丈夫从绸布店弄来的零头布,让我母亲缝这个缝那个的,我母亲有求必应,她甚至为小兵家缝过围裙、鞋垫。当然女邻居也给予了一定的回报,主要是赠送各种票证。我们家对白糖的需求倒不是太大,吃白糖一是吃不起,二是吃了不长肉,小兵的母亲给的糖票,让我母亲转手送给别人做了人情,煤票很好,草纸票也好,留着自己用。最好的是布票,那些布票为我母亲带来了多少价廉物美的卡其布、劳动布和花布,雪中送炭,帮了我家的大忙。我们家那么多人,到了过年的时候,几乎不花钱,每人都有新衣服新裤子穿,这种体面主要归功于我母亲,不可否认的是,里面也有小兵父母的功劳。

那天夜里我母亲带了一只假领子到小兵家去了。假领子本来是为我父亲缝的,现在出于某种更迫切的需要,我母亲把崭新的一个假领子送给小兵的母亲,让她丈夫戴去了。我父亲对这件事情自然很不情愿,可是他知道一只假领子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把它卷在了报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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