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局副局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局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名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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